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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4月09日

【wONdEr|余杰專訪】流亡者的平靜與不安 當余杰不敢來香港(足本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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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時間 (HKT): 0409 18:25

已故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2010年獲諾貝爾和平奬,他的作家好友余杰,於2012年初寫下去國聲明,公開聲稱被中國當局綁架毒打及監視,為了安全,舉家移居美國生活,至今六年。

余杰與妻子及兒子現居於維珍尼亞州,從華盛頓開車約一小時多。記者一月二十四日及二十五日兩次到他家訪問,了解他的生活及想法。

余杰住在一個中產小區,那裏除了有杉木大樹,也種常青小竹林。他屋外有一棵寬大、差不多有屋子般高的大松樹,特別吸引。以筆耕寫作維生的男人,那一片千多尺的草地,也只有草及樹,他說在這裏幹活做園藝的時間,比前此一輩子做過的還多。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余杰曾在電郵跟記者說,美國的房子產權屬於自己,中國的房子只有使用權,沒有產權。居住在美國房子最大的感受,是免於恐懼的自由。「在北京,便衣隨時可以闖進你家,不出示任何手續(文件),抄家,抓人,而在美國,我可以開槍擊斃這樣的闖入者。所以,我到美國之後,趕緊去買槍,支持持槍權。」但他並不反對恰當的槍械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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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傷痕文學的年代,要明白余杰這個流亡作家,或許可從1998年他寫《火與冰》開始。回望世紀末,他這一代,不要只留餘恨,而是著力更深的鞭韃。有這麼一段,令香港人一看,就明白他的心思,比傷痕要深。他說,有心的讀者,一看就會看出是跟六四有關。

「你到死都不會明白,怎麼會這樣呢?在帝國時代,就連專制的皇帝也沒有這樣赤裸裸地殺害一群太學生啊!何況是在『中華民國』!憲法白紙黑字神聖地寫着,這是『共和國』。領袖們揮舞戴着白手套的手時,和藹得像家庭裡的父親。屍體真的那麼沉重嗎?你們錯了。他們照樣唱他們的戲,程式一點也沒有改變。『民國』並不因你們的死亡而成為真正的『民國』,他們有的是子彈,他們的字典裡没有『懺悔』這個詞。他們還會屠殺,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還會有更殘暴的屠殺降臨。他們教唆那些病痛者:來,快來,快來蘸人血饅頭吃!」

不敢去香港、東南亞地區
作家在書寫世界裏,萬馬奔騰,真實生活,歇息於平靜。記者第一天下午四時許到達余杰家門外,夫婦剛散步回來,他十歲的兒子余光益,也放學回家了。看余杰一個流亡者,是有點距離,但聽到他不能入境香港,那種感覺,又不同了。他說自己因為推動宗教信仰自由,也是家庭教會活躍人士,讓共產黨感到是很大的威脅。前幾年,他獲得香港湯清基督教文藝獎,最終奬項及奬盃是郵寄給他的,連其他人整項頒奬禮也取消了。

提起此事,他說港府雖然沒有明確不准他來港,但他也是不願意嘗試去買一張機票,然後最終不能入境而折返美國的。還有更重要的原因:「而且我也不敢去(香港),像銅鑼灣書店的那些人一樣被綁架,所以,現在亞洲地區,我只去日本和台灣,別的國家,像緬甸、越南、泰國,都有很多人被中國綁架嘛,都在中國的陰影下,所以這些東南亞地區我都不會去。」

寫作人的恐懼,似遠還近。當天,他是因為自己及家人安全受威脅而選擇離開中國,所謂安靜於美國寫作生涯,去國六年,劉曉波、劉霞、乃至他自己的經歷,其實在這個不敢去東南亞的世界人心裏,留下創傷。從中國流亡到美國的無國籍者,在身份問題上,不可能沒有矛盾。

不要兒子學習讀寫中文
「叔叔,再見,再見。」六年前離境當日,兒子在北京機場跟監視他們的國保警察(國家安全保衛警察)道別,對這荒謬一幕,余杰有這樣的陳述:當時沒有立即告訴兒子那些「叔叔」是甚麽人,但心裏發誓,到了美國,會把全部真相告訴兒子。當飛機騰空一刻,他眼淚掉下來。從窗口往下張望的北京城,仿如科幻電影,不再真實,那不是一座他曾經生活了十九年的城市。

當日賣掉北京遠郊五環外萬科青青家園的一千呎單位,足夠在美國小區買一幢三層的房子。現在每周用一百五十美元以內到超巿買好一星期所需食品,孩子上公立學校不用錢,妻子在教會當傳道人,他每天清晨寫作到中午一時,下午看書,然後接孩子放學、打球、做飯,晚上一家三口共敍天倫。

余杰希望兒子成為單純快樂的美國孩子,絕不想上一代的重負延續到下一代。他甚至不要兒子學習讀寫中文,在家中只要能聽講就好。妻子劉敏,現在是教會傳道人,講道的口才,遺傳給兒子,每天面對兩個辯論高手,杰爸爸連口吃都治療得幾乎完美了。六年時間,異見份子的兒子跟其他華裔同伴最大不同是,他放假會在美國境內旅遊,例如加州,去年聖誕假期就到了一個室內溫泉公園度假。光益不會像同伴一樣回中國探親,而且,還會跟他們說:「不要去中國啊,中國有很多壞警察,差點把我爸爸打死。」

孩子對父親的狀況似懂非懂,光益因為在班裏數學第一名,印裔女生第二名,她要跟中國男生比高低,自豪地向光益說自己的父親是軍官,曾接受《紐約時報》訪問,光益不甘示弱,回敬說,2012年他們初來美國時,早就全家接受《紐時》訪問了。其實,那就是關於他們一家流亡來美國的故事。

至於留在內地的父母,曾來美國探余杰幾個月。他們偶然會被當局旁敲側擊及傳達訊息,包括警告要余杰不能批評習近平。但他爸爸會跟對方說,余杰進大學後思想已經完全獨立了,到現在,他就更管不了。

不說假話在這個社會沒法生存下來
四川山重水複,桃紅李白,長江水委蜿溫柔,余杰在成都蒲江長大。爸爸在重慶大學畢業,主修建築,曾在政府當總工程師,一直以平等思想觀念教導子女及討論事情。父親、弟弟與大伯家裏的三個小孩,全都是理工科,只有余杰始志讀文學,雖然余父心裏未必願意,但也不會強迫兒子選擇別科,省吃儉用,給他訂報紙雜誌,買一整套40多本的世界文學名著翻譯版。雨果的《悲慘世界》,余杰十三歲就讀完,而且印象深刻,那一年,他還第一次公開發表詩歌創作。六四時候,他跟着爸爸一起聽美國之音及BBC,在廣州一間航空公司工作的堂哥,經常影印香港報紙帶回來,成為爸爸的抽屜秘密,也是余杰走向真相的通道。

最強的身教是爸爸正直的性格。他是專業建築師,在縣城政府裏負責建築方面的總工程師,包括房子蓋好以後,負責檢查、驗收、簽字。後來,縣裏最大房地產商,恃着跟縣委書記是姻親,房子偷工減料,余父為此不肯簽字,結果,六十歲不到便被強迫提早退休。

堅持公正,沒有人能改變的爸爸,出了沒有人能改變的兒子。如果正直是今天中國的罕有財富,當這一種「富二代」,就是罕有的思想貴族。中國人的品格有問題嗎?按余杰的分析,他認為共產黨半世紀統治,把中國傳統文化從最黑暗的部份,跟外來的馬列共產主義最殘暴的部份結合起來,成了一個怪胎,是一個最壞的跟最壞的結合。

「那你不是在這個教育裡面長大嗎?」記者問。
「所以我也是受害者,而且這些壞東西現在還留在我身上,我不是說完全絕緣、是一個崇高的人,我也是從那個環境中出來。」余杰算是誠實了。

「有什麼壞的教育在裡面?」記者問。
「我曾經用一個比喻,就是我像《三國演義》裡面,關羽中了毒箭以後,刮骨療傷。這個毒已經在我的骨頭裡面,我每一天都要去刮骨,當然不是要真正刮骨,但思想和精神裡不好的東西,可能到我死的時候,一輩子我都要做這樣的工作。」

「你說的毒,能說一下是什麼?」

「比如說儒家裡面,愛面子,像柏楊《醜陋的中國人》,還有魯迅批判裡面的,很多很多。」

「除了那些儒家不好的地方,這60多年,共產黨統治之下,有什麼不好的東西存在你們的裡頭呢?」

「共產黨,我覺得最大一個特徵就是謊言,說謊,所有人都說謊,所有人都說假話,你不說假話在這個社會沒法生存下來。」

「你曾經也會這樣嗎?」

「那當然啦。」

「就是小的時候?」

「不僅是小的時候。」1998年他出第一本書《火與冰》的時候,就找了好朋友(現著名內地作家)許知遠假扮自己,致電女編輯,聲淚俱下,成功感動對方出版他的書,現在看,是趣事,也是青春的荒唐。今天,余杰說自己不僅反對共產黨,也反對整個中國。他看中國的危機不僅是共產黨的問題,肯說真話的人,已沒有幾個。「在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共產黨崩潰,但是崩潰以後怎麼樣我不知道,有可能會更糟糕,因為現在我覺得中國民眾跟共產黨一樣壞。」

余:香港言論自由在收窄
余杰跟上一代流亡知識份子相比,是樂觀而進取的。他說,以往從流亡美國的知識份子,在中國社會上的地位,猶如今天的明星或體育明星,來到美國卻只有很細小的中文圈子,一下子無法習慣。六四後逃亡美國的蘇曉康,後來遇上車禍,妻子癱瘓了,最初一年,他哭都哭不出來。在電郵裏,蘇曉康對記者寫,美國讓他「賠了夫人又折兵」,所以,他對新近來美而又盲目樂觀的年輕一輩,是有點冷眼旁觀的辛酸感覺。

上一代種種經歷,都沒有讓余杰失望、害怕。「我和劉曉波在國內就已經被封殺,所以我們對那種安靜、寂寞和孤獨已經習慣了,沒有這種很大的心理落差。」余杰一直習慣努力寫作,在美國依然努力向香港及台灣投稿,無論報章政論或是書稿,他都以一個平常投稿者身份去讓對方選擇,包括開拓台灣讀者群。作為一個出版了約五十部書的知名作家,他向台灣報紙及網站,一篇一篇投稿,「你作品的份量到哪裡來,質量到哪,人家自然會用,慢慢的就會建立起信用,別人就會請你寫專欄。」

從2004年跟劉曉波做中國人權狀況報告後被抓,余杰就不能在中國發表任何文章。他認為近幾年香港言論自由在收窄,剛到美國,差不多一半作品在香港出版或發表,百分之二十五在台灣,百分之二十五在美國的華人中文媒體,近兩年,香港幾乎全都沒有了,現在他的文章,一大半在台灣,一小半在美國中文媒體。

「為什麼你可以這麼冷靜走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去繼續生活呢?你覺得跟宗教,或者跟你自己特有的性格有關嗎?」

「對,這些都有關。比如說89年逃亡到美國的人,很多是第一次到美國,其實我真正從2012年1月11日到美國定居,在此之前,我從2003年到2012年到美國訪問,差不多9年的時間,到過美國15次左右。差不多大部分美國的州都去過,這不一定是很熟悉的地方,但不會完全突然到了一個不知道的地方,可能這是我比他們那一代人幸運的原因。」

「會不會你是比較適應力強的人?或者你對世界很好奇,所以在新的地方你感覺沒問題?」

「對。我沒有那麼強烈的鄉愁,18歲考上北京大學,離開成都,此後在北京生活19年,北京距離成都一千多里,跟我在美國,本質上沒有非常根本的差別。北京也不是我的家鄉,我在北京是個外來者,雖然有北京的戶籍,但從來沒有覺得我算是個北京人。美國具體的生活上會有一些所謂的不便利,我們在附近很難找到一家很好吃的中餐館,但是我覺得沒有餐館,我可以自己去做。」

他很喜歡做飯,又說美國這批知識份子裏,沒有幾個人有很好的廚藝,他算是一個,而普林斯頓的何清漣也做得很好,兩人會交流心得。余杰以往會跟劉曉波做回鍋肉,現在,他在異邦成了家裏主廚,做中式滷水豬蹄、紅燒排骨、四川風味的豆瓣魚都很好,都是複雜菜式。兒子倒卻喜歡簡單的美國口味,愛吃他做的義大利麵、雞湯麵或是土豆絲。「到妻子回來了,小孩回來了,我會做一個比較豐盛的晚餐。」

第一天的訪問開首,見到他太太劉敏,客人請她恕過打擾,她微笑回應「不會」,轉身便走開了。一不留神,談到傍晚時分,意識余杰心焦要處理晚餐了,記者趕快告辭。

第二天清早,再次拜訪余杰。寧靜的早上,只見一位青年爸爸帶孩子過來,當天剛好是學校假期,小朋友在余家小聚。三個鄰家小孩,假日分享簡單甜品,自然而愜意。余杰獨子余光益,名字是余英時改的,他在媽媽肚裏之時,劉霞轉告劉曉波,就讓他很高興。若不是上一代的原因,余光益不會一口美國英語在這裏生活;若不是因為這小孩,余杰與劉敏的三層的房子,也不會有這樣的生氣。

余杰起初說孩子開始在反叛年齡,不會願意受擺佈拍照。後來,他還是很禮貌地請兒子跟他合照,光益則煞有介事說只能給大家一會兒時間,因為,小朋友有大件事等着處理。生命沒有大小之分,生命只講跟生命的關係。可以跟一個政權對抗,堅持公義人權價值不改的作家,對着兒子,也只能不卑不亢。余光益令余杰安身立命,也可能是余杰跟其他異見者生活不同的原因。

訪問日子,正是一月下旬,維珍尼亞州寒冷中陽光燦爛。余杰外表溫文,筆鋒卻幾乎天天跟一個政權對抗。他的房子裏面,光線充足,大廳至一樓樓梯旁,全掛了台灣牧師、攝影家馮君藍為劉敏拍攝的照片,女主人的柔和冷靜與安寧,用了六至七個畫面表達。余杰說妻子在武漢大學畢業,原本學習金融管理,到北京後於國貿附近的商業公司工作。結婚之初,兩人租住國貿附近的單位,後來才買東五環遠郊的公寓。兩人是虔誠基督徒,余杰所寫的《香草山》,就是關於兩人愛情的非虛構小說,以情書體寫出。書名取自《聖經》的〈雅歌〉:「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劉敏當年看了《火與冰》之後,像萬千讀者一樣,寫信給余杰,最終結為心靈伴侶。《香草山》述說男女主角渴望愛、尋找知音、捍衛自由靈魂。其中女角獨白:「在這片已經不再蔚藍、不再純潔的天空下,如果還有一雙眼睛與我一同哭泣,那麼生活就值得我為之受苦。」現實裏,見過劉曉波負了陶力而不敢再讓劉霞失望,余杰一直懂得珍視劉敏。劉敏為余杰正直的決定,受過軟禁、驚恐、流產的痛苦。如今在美國這所房子,記者像看到小說一樣的美好結局。2010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奬後,余杰被毒打被監視,六年前,劉敏在機場跟在丈夫後面,確保他能離境,才跟着踏出去國之路。兩人生活的每一步,都像小說一樣的讀白。

不會介入任何民運活動
余杰在寫《中國影帝溫家寶》或是《中國教父習近平》等書以前,寫過不少令讀者喜愛的雜文。《愛與痛的邊緣》和《老鼠愛大米》等等,都是社會文化論述,以及生活抒情。至今約五十部著作鋪墊出來的,不僅僅是一個作家的成長,而且是一種說明,追求靈魂的正直與真誠,不能設有限制。自由裏要尊重,但被劃上框架的也不叫自由。

余杰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他對記者說,來美以後,他很清晰不會介入任何民運活動,因為,他有失望。「我曾經有一個概念,很多反對共產黨的人,他們因為長期反對共產黨,最後他們變得跟共產黨很相像。我用一個概念叫精神同構,他們的語言,他們的思維方式。」

過往有人評余杰以批評余秋雨成名,近年也有說他投台灣民進黨所好而生存。但想一下,從中國而來的作家,首先需要選擇而且要敢於選擇。余杰當天一起與孔慶東成長於北大,今天,有今天的余杰,也有今天的孔慶東,這也是一種說明。

夢裡與劉曉波重遇
對這樣一個多產作家來說,一本書,一句說話,沒可能說明全部,更不可能否定他的全部。親身見面、說話、電郵,余杰是乾淨、不含糊的人。表面的行為與寫作,當然眾議不同,唯有藏他夢裏的,跟藏在他地下室裏的,都是無需跟人解釋太多的生命重心及看法。劉曉波,依然是他發表在夢裏的思想,一闕地下室裏的宣言,最少,他心裏筆裏至今沒有放下戰友,不管生的、死的,劉霞或是劉曉波,甚至在南京去世不久的維權律師李柏光。

「當然,我現在還經常做夢能夠夢見他(劉曉波)。因為我想他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差不多已經融合在一起了,我認識他到現在19年,我的人生軌跡都因為他而改變,包括我現在在這裡,如果不是跟他的關係,我也不會在這裡。當然,他已經過去了,這個事實沒有辦法改變,但是我想我能做的,除了我寫完他的傳記,我現在編輯他的文集。」

在《劉曉波傳》裏,余杰提到2003年他與女音樂家楊逢時獲頒「萬人傑文化新聞奬」,從紐約回北京後,他約劉曉波一起觀看頒奬禮錄影片段,其中余杰在獲奬感言中公開說:「天安門的坦克和鮮血是最為直接的啓蒙。我發誓要說真話,要拒絕謊言、要擺脫奴役、要捍衛自由、要過一種有尊嚴的生活。」看到這裏,劉曉波感動得走去緊緊抱着余杰,兩個男人,哀傷慟哭起來,旁邊的丁子霖、蔣培坤、劉霞及妻子劉敏,都在旁邊抹眼淚。余杰寫:「此刻,我們都是迷路的孩子,被欺騙的孩子,失魂落魄的孩子。」

向死而生
昨天相聚,守護真理的人物已成永恆傷感畫面。余杰現在編寫關於劉曉波按主題的文集,在台灣出版了10卷,他說這工作會長期持續做下去,包括他評論及研究劉曉波的生平思想觀念的文集,希望劉曉波在「眾聲喧嘩」的回憶和闡釋中,「向死而生」。他也相信,劉曉波曾經以為自己能像昂山素姬或是曼德拉,哪管是27年關押,最終能被釋放,重獲自由,改變國家,甚至成為總統。這種想法,是浪漫是天真,都無改他跟劉曉波的情誼,而他心裏耿耿於懷的一個疑問,無人能知。

「雖然我們沒有證據,我們不能夠排除中共用某種方式對他進行下毒,或者查出早期病症以後,拖延不治,最後讓他死去。因為我跟曉波相處十年,他的身體非常好,我記得大概06年,那時候他說好幾年不去體檢,我們勸他去做了體檢,回來的報告很多指數比我都要好,比如說我的血脂都有點高,他很好,身體非常健康,體育鍛鍊也比我多,去打網球,打籃球,身體很好,沒想到幾年以後就這樣。」

劉敏在美國曾對蘇曉康說,余杰一直沒有在社會待過,還像個孩子。小孩子心願最難熄滅,余杰大學時代偷看紀錄片《天安門》那天,就起誓永遠跟六四連結一起。他渴望劉曉波能出國自由,即使他死了,今天還夢見他來到美國,跟他們一起在附近餐廳吃飯。只是,好夢易醒,不好的夢,卻糾結心裏,難以擺脫,「我夢見他被幾條蛇纏著。」

「他對於你來說,是不是一個trauma, 一個創傷?」

「當然當然。我現在做夢都還常常夢到,比我奶奶去世對我的衝擊還要大。因為我奶奶是老人,她90歲了,去世我覺得是正常的,但劉曉波只有這麼年輕。」劉曉波去年離世時61歲。

劉曉波死了,余杰認為共產黨是消滅掉了自己的談判對手,平和和希望都沒有了。當年捷克的共產黨沒把哈維爾殺掉,變局到來,哈維爾成為民間領袖,跟當局和平談判,完成天鵝絨革命,沒有流血。但羅馬尼亞壽西斯古把所有反對派都殺掉,變化來臨之時,民間一個談判領袖都沒有,直接軍事暴動,法庭馬上把他槍斃。

最後,余杰帶記者走一條樓梯到地下室,那裡除了是兒子的康樂室、教會會友聚會地方,也存放了他的書和重要記念品。劉霞劃給他太太的一幅畫,是他感覺最重要的。

「這是劉霞送給我們的,劉霞畫的,是我妻子過生日的時候,她拿來送給我妻子的。她說畫一朵花,花的性情,特徵,跟我妻子一樣。」
「是怎麼樣?」
「她說是比較純潔和高貴的這種,她畫黑色的花,她不會用很多色彩。」
「我覺得它是很powerful,很有力量。」
「她有很多很多的畫。」

年年歲歲,能讓余杰願意留着的東西,應該是寶貴的。從他書房裏蔣培坤的木雕「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到地下室劉霞的「黑色花朵」。

「這是我們剛到美國的時候,紀念曉波,呼籲釋放他的活動,有這些人的簽名。這是丁子霖,蔣培坤,他做的,這是蔣彥永,這是我,這是劉曉波,我妻子,劉霞,05年春節,在蔣彥永家裡。所以我想這張照片再也不會有了。這些人再也不會在一起了,他已經過世了,他已經過世了,我們也不能回去。」一一指認着相片裏在生的、與去世的北京摯友,最後一句,是記者見過余杰最不能自控的一刻,但不過兩秒。如果他要哀慟,絕對是比眾聲喧嘩裏的人有更多的理由,但他選擇繼續為劉曉波編輯文集。

劉曉波起草《零八憲章》之後被捕,2009年12月被判處十一年重刑,2010年十月獲諾貝爾和平奬。他在〈我沒有敵人〉結尾部份寫:「我期待我的國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達的土地,在這裏,每一位國民的發言都會得到同等的善待。」

今天余杰在「群櫻堂」書房裏每天勤懇寫作,感覺自己得到的安寧,是香港及台灣也不會有的。而流亡者能帶走的,是生死不渝的朋友的靈魂、思想、說話,一塊曾被掉棄的木,一幅油畫上的強烈主張。他編寫劉曉波書曾引陶淵明詩,看淡生死:「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以,托體同山阿。」哀傷與安慰,他都一直寫下去,因為,他明白人性,「人的冷漠、隔絕和遺忘,是人不可克服的罪性的一部分。」

故人不在風雨,昔日如花。余杰屋外幾棵櫻花樹,與華府那一大片的,當開在人間四月。去國者心裏有沉重有豐裕,即使四野無人,還可能會小心翼翼地活着。他的安寧,都種在美國花樹裏。

撰文:冼麗婷
攝影:曾漢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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