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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12日

【6.12一個月】我是記者 我在反送中的現場

最後更新: 0712 17:16 / 建立時間 (HKT): 0712 00:05

港版的「黃背心運動」,或許在這一個月早就出現。他們永遠身穿印有「PRESS(傳媒)」字眼的黃色反光衣,身孭幾部相機。每逢有催淚彈冒煙,他們無畏無懼,只會一窩蜂地衝向出事方向,只因相信事實真相比生命更有價值。在爭取的,除了是硝煙中可披露真相的一個小隙縫,還有捍衞新聞自由的權利。反送中浪潮席捲一個月,聽聽這班比示威者走得更前、以筆點出真相,不惜一切的「暴徒」——5位有種傳媒人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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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盧珮瑤

立場哥哥林彥邦:遭警方辱罵「影乜鬼呀影?白癡仔!」

在有「立場姐姐」之稱的《立場新聞》女記者吸引網民關注之際,早已廣為人知的立場哥哥同樣是默默地站在前線。「基於網媒一腳踢嘅關係,所以影相、拍片、做直播,攝記同記者做嘅嘢,我同時間都做。」入行13年的林彥邦笑言。隨着時代變遷,在反送中運動期間,各個傳媒都爭相做直播,不過,這任務似乎難不到這位新聞界「老鬼」,他鏡頭下的直播多次拍到,在運動中被網民廣泛流傳的片段,包括直播期間被多名警員搜身,爆出知名問題「水樽係咪用嚟襲擊我哋警員」;還有由警員賦予示威者的外號「自由X」,全都出自其直播裝備——一部手機之中,「你做長live除咗可以同讀者互動,佢哋報料畀你知仲會影到啲意料之外嘅嘢」。他形容做直播是「雙面刃」,「壞處係你根本唔會有時間去同其他人互動,因為你揸住支鏡,(示威者)聯絡方法嗰啲你都唔會拎到,想做深入報道係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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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器材尚可準備,人的情緒可能才是對記者工作最具挑戰的一環。已婉拒訪問的立場姐姐曾邊向示威者提問,邊哽咽、抖震的聲音,聽得令人心碎,同時在提醒大家「記者都係人」的道理,林彥邦亦曾有落寞時刻,源於第一位輕生的示威者梁凌杰。「我嗰時其實喺太古廣場對面......你當係記者嘅傲慢,我覺得唔會有事,咁我就同公司講『我走喇,唔等喇』。」及後回到家,隨即收到梁凌杰墮樓及去世的消息。「我喊咗出嚟......我都解釋唔到點解,但會諗我有喺我專業範圍內,盡量做到我做到嘅嘢,但最終社會迫到有人要用自己條命去反對一件事,你就會問自己,係咪做得唔夠呢?」

因愧疚而落淚,或可成為推動林彥邦前進的動力。《立場新聞》在運動中,一躍而成主流媒體,被問到有否「光環」,他笑言「的確係通行無阻嘅,想約人訪問講完邊間都約得易啲」,亦有示威者對他說加油、謝謝等語句。偏偏記者越走越前,但遇上的阻力亦很大,包括警方對傳媒的敵意。「就係『自由X』嗰日,我行出咗警方防線影其他嘢,想去返前面(太古廣場門外)影,我只係問佢『可唔可以過去』,就已經俾佢(警員)係咁鬧:『影乜鬼呀影!白癡仔!走啦!』。」他指當時自己已穿記者反光衣,警員必定知道其出現意圖是為了採訪,「你仲可以同我講,咁樣都唔係明確敵意?」他亦希望告訴示威者及警方,新聞自由並不是自由地利用新聞,「你唔可能要求傳媒只係影啲對你有利嘅嘢,對你無利嘅你就叫佢唔好影或者走。警方好興㗎, 你搜到有10克氯胺酮就叫你去影,然後你覺得會蝕章嘅時候,你就用防線隔走我」。林理解示威者以眼罩、口罩甚至雨傘遮擋自己,免受鏡頭攻擊,但亦認為大家不宜有任何故意遮鏡行為,「真正嘅協助同感謝,就係唔使理我,由我哋自己做自己嘢」。

《蘋果》記者陳建平:「我見到佢(示威者)哽咽,我都哽咽」

如看過《蘋果》的直播,亦必然聽過記者陳建平的旁述。「我以前都覺得直播無乜價值,但後來先發現,直播其實係好重要的備份(backup)」。除了鏡頭拍到的地方,全靠其旁述,令運動每個場面表露無遺呈現在觀眾眼前。

陳建平一直謹守前線,7.1衝擊立法會當天更到議事廳做直播,遇上了「死士爸爸」並與他做了一個觸動人心的訪問。不過,令他幾乎落淚的是另一個訪問。當時他在議事廳遇上了另一位年輕的示威者,同樣在直播頻道即場做訪問。「嗰次係唯一一次我(在現場)想喊......其實佢講嘅嘢無乜特別,唔係話好有soundbite,只係話『為咗香港我會留低』之類。但講講吓,我見到佢哽咽喎,我見到佢咁我又想哽咽,會覺得點解一個廿幾歲嘅人,要冒住一個可能坐10年監嘅風險,為咗香港留低?」他立即提醒自己,自己只是觀察者並非參與者,把有可能影響工作的情緒先勒在心頭。

陳在前線工作時,亦經常收到示威者的祝福,「有光環㗎,尤其《蘋果》真係有光環」。他曾遇過一些曾接受他訪問的示威者,在「戰場」上與他重遇時會互相擁抱,「好似有種『你未死呀原來』嘅感覺」。無可否認,他認為經歷這次運動,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度的確提高,與傘運時相差很遠。首要原因是這一次傳媒經常拍到警察打示威者,加上在運動初期,大部份報道的角度、用字均是較偏向保護示威者。他指,政治光譜的分配,亦是令大家與記者「大和解」的成因,「以前有本土、勇武、泛民,有啲傳媒又支持(佔中)三子,有啲就支持學聯;但今次只要你唔係政府嗰邊,就唔理你係和理非定勇武,都係同一邊」。

《蘋果》攝影記者何家達:「警察覺得自己工作最優先!」

以往10年來,鏡頭都是何家達的武器。訪問當天他向記者顯示一部Canon EOS-1D相機,連同廣角鏡,「我哋對佢(相機)又愛又恨!」因這部好助手重量不輕,外出採訪時相對辛苦,但反送中連日的運動中,家達都是帶着它並肩作戰,拍下了不少感人場面。

「我形容我個人都比較情緒易起伏」,因此6月12日,當家達於夏愨道碰上在警察防線前求情的陸錦城(城姐),心中的起伏一發不可收拾,「個畫面係好感人,當你見到大部份年青示威者嗰陣,竟然有一位婦女除低口罩幫手求情,講一啲好動人嘅說話」。他指,擔任攝影記者的10年多以來,曾因情緒起伏太大而無法繼續工作,因此現時學懂如何控制情緒,「我會話畀自己知,盡量用理智克服自己情緒,做好你眼前嘅工作。如果因為情緒令你完成唔到你嘅工作,其實係辜負咗做記者嘅使命感」。

同屬《蘋果》,被問到出外工作時有否光環之感,他反而分享一些有趣經歷。「唔知係咪我樣貌的關係,因為好多年前開始呢,我成日都被誤會我係差人。」結果,他的樣貌導致他常被示威者偷拍的命運,但他認為反送中運動的地方均是公眾地方,沒有權利要求他人不要拍照,因此只好輕輕地說自己是記者。經歷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前主席疑偷拍示威者大頭照事件後,家達了解示威者對鏡頭會有猜測和隱憂,難免削弱公眾對攝影記者的信心。他坦言至今拍攝工作比傘運更困難,「最深刻嘅係示威者創立咗一套傳遞物資嘅手勢,呢樣幾觸動到我,我就諗如果能夠影低佢,其實係幾特別嘅花絮,但近影嘅話,佢哋好多時會避開、擰開塊臉」。於是嘗試到天橋上拍攝,不少人都會馬上大罵「唔好影相呀!」惟有改變策略,以長鏡或轉換地點拍到自己想要的畫面,但他指不斷在提醒自己「唔好有咁多顧忌」。

相比示威者,他反而認為警員才是拍攝及採訪的阻力。家達憶述於6月9日晚上,與同事身處立法會外的添馬公園,正觀察警員如何驅散示威者,但警員最終把示威者連同所有記者,一併由金鐘趕至中環碼頭,「畀我嘅感覺係,警察以外嘅所有人,都要離開金鐘一帶嘅範圍,好似宵禁咁」。當晚他亦曾到另一衝突現場採訪,左右兩邊分別是警察防線和示威者,記者們全部身處在中間一條擠逼的通道。警察突然不斷推示威者到中環碼頭方向,「我哋夾喺中間,警察不斷推,推到一個位真係行唔郁,我話:『阿sir,其實我哋真係行唔郁,我哋夾喺中間。』拎住盾牌嘅警察居然同我哋講:『咁你推開啲示威者,你行啦!』」他形容自己當刻覺得非常愕然,「我係嚟採訪,唔係嚟幫你推開示威者......佢哋唔係想協助記者採訪,係覺得自己工作係最優先,記者工作係妨礙緊佢哋工作」。

浸大《新報人》新聞系同學:自資到大阪直擊G20峯會

未入行的新血或才能保住赤子之心,浸大新聞系同學江柏謙是一個例子,「我係去咗G20(峯會)嘅」。當記者再追問學校給了多少津貼之際,他尷尬笑指自己「一時衝動就自資買機票住宿飛咗過去」,花費約2,000多元。

不過他的準備用具,則推翻了其「一時衝動」的說法。雖然浸大新聞系學生報《新報人》是印刷刊物,但為了到大阪做直播,他準備了自拍棍,更因沒有私人的單反相機,於是問朋友借相機再購入相機記憶卡,以捕捉到最多大阪不同示威活動的場面,「G20其實係中美貿易戰入面咁重要嘅關口,再同時係香港呢個反送中運動嘅高峯時段,所以G20示威活動我覺得係好重要嘅時機」,結果《新報人》成為少數親身到大阪直擊的學生媒體,令直播的點擊率都上升。

而遠道到大阪後,最吸引謙仔眼球的,是一位坐在心齋橋上由凌晨3時坐至早上10時的男士,「佢就喺度開街站,向途人講解反送中事件」。一問之下,發現他是在廣島工作的香港人,特意駕車來大阪,希望讓更多人知道反送中事件,以及講述香港人的處境,「唔係一個安排好、要採訪嘅對象,但係成個行程入面都幾深刻嘅採訪對象,佢係一個好有心嘅香港人」。

《新報人》總編、謙仔同窗黃健朗(Ken),則負責留守香港採訪各區的示威運動,連衝擊立會亦親身上前線,主力做新聞硬照攝影。現在回想,他心驚膽跳,「一開始好唔慣嘅係,有事發生,如果你係個示威者,你一定向後跑;但行家唔可以,係向有事方向跑。佢(警員)拎住胡椒噴霧、警棍向前跑,你又要朝住佢方向跑,你係會覺得......嘩......諗起都腳震震」。衝擊立會當天,Ken的家人十分擔心,不斷致電給他,更問他:「你點解要走咁前?」「係囉,我都諗緊,點解要走咁前,明明好多電視台都影緊」,但他深信,多一個人記錄就多一份力量。不過,他坦言在立會衝擊當晚,自己有太多負面情緒,「我都忍唔住喺屋企抒發情緒......喊呀咁,不過我知情緒幫唔到我做嘢,所以我一定會抽離」。

原本前途各異的同學們,經歷反送中反而可能再在「江湖見」。謙仔坦言原本不想入行做記者,曾聽過以往師兄師姐訴說做傳媒的苦,又會感覺待遇很差,但反送中運動改變了其看法,「記者都有佢嘅社會責任,做到對社會嘅貢獻,特別喺呢啲危急嘅時候,仲顯得佢哋做緊嘅嘢有價值」。

而本來已一心一意入行的Ken,亦覺得的確蔓延着不少無力感,令他質疑自己是否適合做記者,但他反過來想「點解而家一定要有定論我係咪做記者?點解唔可以邊做邊諗?如果大環境真係唔再適合我,咁我咪搵其他路囉」。兩人均指,畢業後會先入行做1至2年記者,再決定去向。

後記

反送中無疑是一場悲劇,但以傳媒角色切入,記者曾問所有受訪者,有否覺得自己經歷到這場運動算是「榮幸」。何家達回答指,原來自己早在幾年前曾想過轉工,「覺得記者係咪真係可以做一世呢?」或許感激那一刻念頭快速閃過了,令他仍然為新聞界以鏡頭說故事。「我係有些少榮幸,我喺自己崗位留低咗,繼續做自己喜歡的事,做咁有意義嘅事。」

傳媒默默耕耘,惟面對大局仍然完全膠着、社運創傷氾濫的情況,記者自然無力。林彥邦認同這種無力感的存在,「例如問林鄭問題,點解唔撤回,閒閒哋都問咗十次八次,但都無答案」。不過,整個訪問完結最後一句,他吐出一句「盡力做囉」。對我城有多無奈,但眼神意向仍然堅定,就是傳媒人的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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