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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03日

留港研究40年費正清徒孫卜約翰︰中國有趣得難以置信

香港分化帶入了港大校委會,落戶香港40年的港大社會科學學院院長卜約翰(JohnBurns),開腔批評大學管治安排,令校外委員影響力過大。
建立時間 (HKT): 1003 06:00

冷戰局面,曾經是朋友,或許已是敵人,都要了解對方。

JohnBurns(卜約翰)在哥倫比亞大學為了研究中國當代政治制度,從1971年開始學習中文,上普通話課。一年後,尼克遜訪華,美國傳媒走到他們的課堂裏找中美關係明日之星。「『Oh,youareaheadofthegame.Youknewsomethingwasgoingtohappen.』Butofcoursewedidn't.」一切還像在昨天。今天在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室裏,主人卜約翰,銀髮豐盈。

長長冰封路上那一端,總有好奇的人在等待。戰後出生的美國律師之子,卜約翰先後在美國St.OlafCollege及英國牛津大學修讀政治學位,七十年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政治科學博士。英美學術上闖新路,最大的好奇還是在冰封另一端的中國。

「中國有趣得難以置信。」這是卜約翰研究當初中國政治制度的原因。他說1971年中國熱還沒有開始,但當時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人,已開始學習中文及普通話。「JohnKingFairbank(費正清)是第一代認真了解中國的學者,除卻傳教士,很多傳教士也能看中文。Fairbank的學生是我的老師,我是第三或第四代了。」

對中國政治認識「很皮毛」

冰封以前有過熾熱。被喻為美國「中國研究」之父的費正清,1932年至35年也是為了寫博士論文到中國研習,在那一個年代見識過蔣介石、宋美齡、陳納德及白崇禧等等戲一樣的國際政治人物。先跟國民黨是朋友,然後同情共產黨。誰跟誰做朋友,有很多因素。在失敗與成功的政權之間,選擇是困難又容易的。

風雲的世代過去了。費正清在二戰後具共產恐懼的美國社會中,是倡議美中關係正常化的重要言論支柱。1972年尼克遜訪華後,他是唯一受中國邀請訪問的美國學者,1979年鄧小平訪美出席卡特總統國宴,他也是席上賓客。

讀懂中文,不一定讀懂中國心,看錯一個人更會看錯一個國家,美中關係經歷韓戰、越戰後,費正清依然支持中共,誰說共產黨沒有美國朋友。余英時就批評過美國中國通把持的不過是現實主義裏頭的利益,直至1989年六四以後,費正清另著《中國新史》。他說過,重寫一本書是一種懲罰。1991年他完書之時,早上提稿,當天下午就離開人世,活在中國研究至最後一天,有人說新書是他的最後良心。

「你對中國政治制度認識有多深?」今天記者也問卜約翰。

「很皮毛,甚至我的學生可能比我認識還多。」研究中國內地公務員制度、黨幹部制度四十年,卜約翰只能謙虛老實。歷史不斷演進,一個時代、一個人的視野是有局限的。記者拿着卜約翰九十年代出版的香港政府公務員架構天書去見他,那個時候,他曾是港府制度及政治隱世高人,總以為不容易找到他。今天咫尺間的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講座教授笑着說:「因為從來沒有很多人找我呀。」

文革時研究「甚麼都沒有」

卜約翰在七十年代研究中國政治和公共行政制度,是改革開放後少數獲准進入行政部門閱覽非敏感性文件的外國學者。從香港出現主權問題以前至回歸成為特別行政區的漫長歲月,他都親歷其中。中國及香港公共行政問題專家看中國事情有趣,但不敢浪漫。國際級視野裏,一切都變得細小。正如不少人從宏觀政治及學術研究看中國民主的發展,只在意台灣,沒有很看重香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幾百篇研究論文裏,就只有三幾章寫香港。

香港放在國際之中,對外國人的吸引力,在於鄰近中國,那是闖入中國一切的跳板,不管在經濟、學術、還是在政治。卜約翰在哥倫比亞大學當研究生時,一邊修讀中文,三數年後,他會看會寫中文,1974年第一次到台灣之時,完全不會說華語,至七個月後離開台灣到香港,開始能說一點點普通話。

「離開台灣到香港,是為了研究中國政治,不是研究香港。內地政治行政,黨幹部制度,你看這資料是中文,我用的資料,都是中文,他們完全沒有辦法繙譯為英文。」他座位後的書櫃,放了十多本關於中國官方公共行政的人事部第一手資料。行外人,看不出意義。但他挑一本給記者看,眼裏像藏着珍寶。

有研究費正清的論文說他當年接觸到一批怡和與中國經商的相關檔案,開拓了中國研究。卜約翰數十年後研究中國政治及公共行政制度,幾乎從零開始。他說:「文化大革命時候沒有數據,沒有統計,沒有資料,甚麼都沒有。」在政治傾斜的時代,只有宣傳。

「我來香港,就是為了訪問當時從內地來港的新移民,我的研究論文及第一本書,就是以此為基本,很多出色的經典書籍,不是說我的,都是訪問移民。」他說七十年代初,旺角亞皆老街有一個「大學服務中心」,由福特基金會及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資助,為來自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的博士生做研究提供支援服務。「有些人知道我們在這裏,為了不同目的來找我們,包括想學英文。」結果,卜約翰透過中心聯絡,訪問了當時從內地來港的新移民,包括「下鄉知青」,或是成份不好的地主及資本家。美國學人當年最重要的發現是,毛澤東文革年代,在南方廣東鄉村裏,族人選舉村長,已經開始鄉里動員選舉,選出大多數人認同的領導。

卜約翰後來寫成〈PoliticalParticipationofPeasantsinRuralChina〉,引伸結論是,只要有外在環境及制度孕育,沒有中國人不適合民主的理據。中國人性格,在文化、學術及政治裏頭,百結難解。美國政治學者眼裏,中國有聽話的人,有不聽話的人,他不認同一概而論的說法。留港四十年了,他現在每天看《明報》,領教過受訪《蘋果日報》後的標題,今次再受訪,依然暢所欲言,除了關於港大副校長任命爭議。

沒戀英情意結入籍中國

這位費正清徒孫六十幾歲了,前年成功歸化中國籍,放棄美國國籍,用回鄉證到大陸,拿香港特區護照出境,國籍一欄,毫不猶豫填中國籍。

「我等待香港政府批准給我中國國籍,等待了八個月,等待美國政府批准我放棄美國國籍,等待了四個月。」在香港年輕人莫名的戀殖英國情意結裏,他在下半生選擇做中國人。美國教授在辦公室掛深圳合法複製的齊白石中國書畫,也不介意用七、八千元買《AM730》原創政治卡通漫畫。因為知道甚麼是真,更懂得怎樣處理假。若果真迹被炒至不合理價值,明明白白放一副複製畫,又何妨。香港這一趟政治、文化渾水,在九七年以後,角色互換。因為自由社會,習慣獨立思考的人,從來有權為自己選擇角色,各有前因。

放棄與歸化,是有他所謂的PushandPull的推拉因素。推使他放棄美國國籍,除了避免要處理父親遺產稅問題,他對美國社會及政府,越來越不喜歡。認為多年以來,美國的帝國主義及對外戰爭,包括攻打伊拉克,一時介入轟炸別國,一時又支持以色列剝奪巴勒斯坦人權利,他都很反對。還有槍械管制問題,「美國儼如無法律狀態,每一個人都擁有槍械,猶如每一個人都可以射殺每一個人,我是完全不贊成,而且,我是個無宗教人士,這跟共產黨是接近的,在美國太多政策由基督徒掌管,令不少公共政策都像垃圾,處理同性婚更是荒謬,這一項社會議題,基督徒不應置喙,美國本該是個文化多元社會,不該由宗教團體操控政治。」

而把他留下來的,是數十年來建立了朋友及社交生活圈子。

不喜歡一個地方,愛上一個地方,都跟人的心有關。所以說,「此心安處是吾家」,古今中外,富貴貧窮都一樣。香港人對待中國的文化與生活,習慣半欣賞、半嘲弄,現在能用普通話交談的講座教授,從來沒有搞錯自己在政治裏的西方民主血統,「我是一個民主派,從來認為所有人都應該參與及被諮詢。」持三粒星香港身份證的歸化學者,只有一點跟泛民不同,就是支持政府一人一票普選方案,從策略出發,認為若提名委員會選出行政長官的候選人不可接受,選民可集體杯葛令選舉失效,用另一個舞台玩另一種遊戲。可是,若果米已成炊,只怕逼政府再也不肯改變。

「現在也不容易呀。」教授回應。

香港的困境,也充滿可能,我們仍然能各說各話,充滿鬥志。香港的新生命,在於以政改開始作制度性改變,分歧是必然的,也要付出代價。不同意見中同時希望尋找出路,分歧中拉鋸,要立刻找到出路是妄想,有政府裏的人說政府管治已淪為一個死去的議題。但卜約翰不同意香港管治進入死胡同,「我們理解的管治,是一個公民社會,裏面包括有記者、政黨、非政府組織,管治遊戲應聚焦發展公民社會,可能官方那一環已死,但公民社會不死。」

「所以,我們沒有輸啊,即使我們否決了方案。」記者說。

「我是說改革不會停止,因為公民社會會繼續,佔領是正面,因為它是香港人公民教育的一種。我愛這樣,我第一本書就是寫政治參與politicalparticipation,我是堅定信徒,政治參與包括投票、示威、抗議及對抗,若情況需要。」可是,他也相信,共產黨一天管治,一天都不會給香港自由提名行政長官。他相信他了解的,抗爭的人相信自己的勇氣。「好,去馬。但也需要了解的。」討論政治是痛苦又快樂的,在堅持自己意見的時候,也要包容別人的意見。

「若果我們不能保衞原則,也就不能爭取所想。香港(政制)發生的事情,也發生在香港大學。」記者這一提,卜約翰少有的迴避。

「我不想談這個。若果最終證明我錯了,(提名行政長官)制度真的可以改變,我相信沒有人會比我更開心。」他曾經指出,在香港非民主體制下,容讓行政機關在缺乏群眾(政黨及選民)支持下仍能有效管治,官僚行政精英的角色很重要。

香港分化在於制度不公平

政權與時代都轉變了,他高興學生參與雨傘運動,半生研究中國人參與政治,難得香港學生身體力行,那是了解政治的最好途徑。

作為研究中國政治制度,了解香港情況的政治教授,卜約翰嚴正指出,佔領運動並非導致香港分裂的元凶,「香港的分化存在已久,而分化在於管治制度的不公平,令各個界別的人只會保護自己的利益,「政協保護自己利益、保護政府、保護共產黨,那是他們利益,這些人在國內有大量投資及生意在國內,保護自己的利益。」在一個來自美國中產的香港教授看來,香港貧富差距相常大,過度龐大,業主、政府在高地價政策受益,壓制中產及窮人。「我告訴(董先生),分化不在佔領,佔領只讓我們清醒看到現實。」

人心回歸與不歸,不能只以久遠歷史內容去看,也要以今天的眼光看今天的人。殖民地的盡頭是識見與眼光的變化,香港現代人心不是新建的樓,好難收買,要賺一票,都是很大的工程,包括選舉,包括言行品德,包括政治,這一種特質,是生活,也是從心體會到接受,不是單靠到西方學府讀書就可以換血,張曉明、北京大學法律學者、甚至陳佐洱,只能說,他們不了解香港人。

學習政治,了解政治多年,卜約翰說:「其實任何地方都沒有真正民主,不存在的,看美國及台灣都有不同問題,因為這是人推行的,人是不完美,人總為自己利益着想,保護自己,保護自己家族、團體,社會行為都是這樣。」研究與教授中國與香港政治及公共行政多年,香港一場政治運動,雞蛋與高牆,都有他的學生,但他清楚自己不是個社會運動家,很少跟政治高層領袖接觸。「連香港的最高領袖都不見我,為何中國的高層領導會見我。」他自嘲地淺淺一笑。可是,他對回歸後三任特首以至將來的特首候選人,都有清晰的觀察與分析。

「梁振英是個人化的領導」

研究香港政治三十多年,他說一個真正的政治家,只會看甚麼可行,怎樣建立關係去支持團隊。「(梁振英)不像董建華務實,也不像更務實的曾蔭權,這個人(梁振英)不務實,他是一個idealogue。我看到的,是很個人化的領導。」

「他受內地共產黨影響?」

「除非你願意,才會受內地共產黨影響,而他是個信徒,相信discourse,相信國民道德教育,他是個人相信這些事情,是個人信念。」
「你會說香港有如此領導很危險嗎?」

「唔,這是香港政治成熟的一部份,我們現在正學習面對這樣一個政治領袖,我們以前沒有這樣的領袖,我們經歷了,下一次要選擇的時候,我們就會懂得說,我們厭倦這樣的idealogue,我們想要一個務實的領袖,而曾鈺成就是個務實的領袖。在政黨立場上,他對甚麼可行,有明智判斷,又掌握背景,這是綜合的,務實是好,建立良好關係是好,爭取大眾支持是好,所以我就會選擇一人一票,你要走出來爭取大眾支持,而這一個689,Howpathetic!Pathetic!Outrageous!我是個泛民主支持者,但這個議題上,我支持一人一票。」

「但曾鈺成不會參選特首。」

「他說。(記者:是啊。)他說。」

「你不相信?」

「我不知道,政治裏,一天太短,一年都太短!」

「你看梁振英也會選?」

「是,但這仍然是個小圈子的事情,看共產黨怎說,看中聯辦怎說,看港澳辦怎說,看政治局常委怎說,他們是決定的人,他們很喜歡梁振英,我估計。」他看到的,是梁振英跟內地官員有相同價值觀,內地明白他的困難,知道香港社會全面不認同他的價值觀。

在中國管治下,香港尋找出路,在大形勢裏,不承認一個政權是難以想像的。美國用了數十年時間,跟中國重新建立一種複雜的關係。卜約翰相距第一代「中國研究」學者數十年時間,從實地訪問,結合本地研究得出政治觀察,他明白,任何觀點,包括他自己的看法,都只是很微細的一部份。作為一個自置了物業的美裔香港人,他也不滿現在的香港人窮得只能吃惠康與百佳,從政治解決實質生活問題,他希望將來會有一個由強大執政黨而來的行政長官,「得到人民的授權,有一個更尊重巿民權利,更為他們發聲的政府,而非像現時的吼叫式政治。」

記者:冼麗婷
攝影:謝榮耀

JohnBurns研究簡介

從美中冷戰破冰到中國改革開放,中國共產黨以及幹部制度對西方是陌生的。外約翰從研究中國農村民主政治轉移了解內地公務員制度。八十年代他能接觸國內人事工作文件,是非常珍貴。為了解中國黨管幹部制度,他與研究生、北京大學及復旦大學等教授,共同親身訪問,1989年出版的《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NomenklaturaSystem:ADocumentaryStudyofPartyControlofLeadershipSelection》是他重要著作之一。當時罕有揭示中國共產黨控制公務員制度的實際運作機制,並分析變革過程,解釋這種制度如何協助中共分權,以及共產黨在中國政治制度裏的角色,有助當時處於局外的西方學者了解剛改革開放的中國政治及公共行政。後來,卜約翰當年以美國人身份,擔任中國編制委員會顧問,亦是非常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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