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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9月12日

家校安全網崩壞責在政府
嶺大社會學和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 - 鄧琳

傳媒報道與政治事件相關的自殺個案,往往舉出不同的可能因素,如往生者的精神病歷史。此做法是根據世衞建議,防止模仿效應的出現。但「死者有情緒病紀錄」這類說法,沒法幫助我們深入理解連串自殺問題的出現。

英國精神健康推廣運動有four in one的說法,即每四個人就有一人有情緒病精神病,估計高壓的香港不遑多讓。尤其這幾個月,已有調查指疑患上抑鬱症的人數大幅增加。親歷或從媒體看到警察暴力畫面而出現急性壓力症狀的人,又有多少會演變成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過百萬人上過街,當中自然有不少人曾有情緒病診斷紀錄。

但,有情緒病診斷不等如能抹掉往生者臨終前的政治訴求,或說政治不是其絕望而去的原因。退一萬步說,因情緒病診斷而否定其臨終的話,也是一種歧視,因其「病」而廢其言。個人化和醫療化去理解自殺成因,對了解自殺潮的幫助有限。

白色恐怖摧毀信任

防止自殺工作在這場運動面對的難處,是安全網的破壞,信任因篤灰和白色恐怖而崩壞。雖然傳統輔導有保密制,但有輔導員反映,有求助者只敢用Telegram開設的服務,以策安全。同路人的關懷和互相扶持,或能為社區安全網補位,但家庭安全網的破壞,卻是最棘手的。有年輕朋友表示,家長政見不同不是最難過的。最難受的是,家人一面收看電視新聞,一面說出涼薄如恨不得示威者被打死的字眼。這類衝口而出的說話,對家人而言可能只是洩憤;聽在年輕人耳裏,卻令他非常傷心沮喪。在家人面前,惟有扮沒有政見,以減少衝突,但內在的憤怒鼓譟卻令他萌生自殺念頭。在香港的畸形經濟下,有多少年輕人能有能力搬離原生家庭,與家人保持和而不同的距離和空間?更不用說仍在學的少年們,他們在家庭面對的掙扎,更是難以想像。

少年們開學了,考驗來到學校這另一個安全網。不一樣的暑假,讓他們政治覺醒急速成長。校方因應同學抗議的訴求,有些願意費心力理解,求同存異,有些卻用高壓手段懲罰。校方的回應,可能和管理層個人的立場有關,也可能是白色恐怖下怕掉飯碗的恐慌所致。客觀效果,高壓手段把少年們推向邊緣,令他們失去對學校的歸屬感,不視學校為可求助的地方。

我們更要問,是甚麼令年輕人抗爭意志那麼堅定?社會瀰漫的絕望感並不始於《逃犯條例》修訂。雙普選沒有落實,DQ把年輕人的參政機會取締,加上其他逆民意而行的措施,民怨積聚已久。這幾個月的濫暴濫捕,更令市民對政府失去信心。我曾經和中學生傾談,他們說參與抗爭,是因為怕「現在不出來,以後不能出來」。2046年時,這群孩子才屆中年之齡, 他們是為自己的未來而站出來,然而當權者卻說示威者,即我們現在和未來的棟樑no stake in society。又是甚麼令家庭和學校的安全網崩壞?曠日持久的抗爭,是因為政府不回應訴求,令不同政見的人也活在高壓下,讓憤怒、仇恨和恐懼滋長。

公共衞生模式的討論中常用洪水氾濫做比喻。拯救在下游被洪水淹沒的人固然刻不容緩,但歸根究柢,解決上游因素,面對缺堤的原因,才是治本方法。這幾個月來,當很多教師、輔導員、社工、心理學家,都耗盡心力守護年輕人的心理健康而身心俱疲,高官及有權勢人士卻仍然以輕蔑、抹黑和暴力的手段回應年輕人的訴求,火上加油。香港的自殺安全網若失效,責任還在政府。

鄧琳
嶺大社會學和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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