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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31日

世道人生:當年 - 李怡

前天拙文末段說:「如果當年我們有現在年輕人這樣的勇氣,香港不會變成這樣。」也許需要回顧一下,「當年」是指甚麼時候?那時是怎樣的社會氣候使我們沒有現在年輕人的勇氣?

我指的當年,是1984(奧威爾以這個年份為小說名是巧合嗎?)。那一年的4月20日,英國外相賀維在香港宣佈放棄1997年以後對香港的主權與治權。從這一刻,到同年9月26日,中英雙方草簽《中英聯合聲明》,這幾個月就是我所指的「當年」。如果在那幾個月裏,香港有現在反送中那樣大規模的民意反彈,引起像現在那樣廣泛的國際關注,很難說英國在香港民眾和國際壓力下不會重新檢視放棄香港的立場,即使不改變,至少也會提高對中國的要價,比如達致在97前就在香港實現完全民主的機制,以及設定更有效的對97後香港自治的國際監督。但那時的香港人並沒有展現這樣強的反對英國出賣香港人的意志。

這當然也跟香港一直以來缺乏民主有關,但香港沒有發展民主,並不能完全怪英國。對這問題,我日後再詳述。

由於從來沒有民主,因此絕大部份香港人並沒有作主精神,和由此產生的對香港的歸屬感;由於沒有民主,因此當時即使有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這樣的人為香港人的權益奔走於倫敦與北京,卻不被中英雙方重視,他在跟我的訪談中表示,他不能和中英對抗,因為「我沒有後盾,沒有選民」。香港那時確實沒有民意授權的代表,而中共在與英國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也堅決否定香港人應有一個角色,即否定所謂「三腳凳」。

香港人大部份是從大陸避秦而來。許多人到香港也只是求有一個免於恐懼的地方,由於英國帶來的法治傳統,使香港人覺得自由與法治是毋須付代價而自然得到的,因此也就如同呼吸空氣那樣不覺得珍貴,也不覺得需要抗爭才會得到。當年儘管反對把香港交給中國的市民佔絕大多數,輿論也如此顯示,但社會卻缺乏為此抗爭的意識。連示威遊行都缺缺,遑論勇武啦。

另外就中國局勢而言,當年正從文革的災難走出來,開始實行改革開放路線,在枱面上主政的是開明派的胡耀邦和趙紫陽。儘管香港多數人對中共的印象不佳,但對當時的大陸局面仍然抱一點希望。

當然,還有另一個因素,就是香港那時有一些民主回歸派,認為在擺脫英國殖民地統治之後,可以在中國主權下實現真正的港人民主治港。總理趙紫陽也以「民主治港,理所當然」來回覆港大學生會。當年的大專學生,有不少是在這種民主幻覺中接受回歸的。

因此,「現在年輕人這樣的勇氣」在當時的環境下不可能存在。我當時以至現在,都是一個傳媒人,一個寫作者。在香港前途談判開始時,我主編的雜誌已經脫離左派陣營。從1979年九七問題出現,到1984,到1997,我一直反對回歸,支持民主。我認為在中國主權之下,實現民主的機會極渺茫。但我只是編雜誌,只是為文,只是發聲,沒有涉足社運,也沒有能力左右大局。

儘管如此,我對自己脫離左派以來的寫作沒有後悔,也不會妄自菲薄。

但由於當年的歷史處境,帶給我們的認識局限,這種局限主要就是對專制強權缺乏抵死抗爭的意識,這兩個月來,我們從年輕人身上學到很多。為了香港的未來,我們即使不能站在年輕人身旁遮風擋雨,至少不要在他們身後丟石頭。
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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