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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30日

港府墮入無法管治的深淵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 施家潤

縱使上周六元朗遊行沒有獲發不反對通知書,政府亦高調呼籲市民不要參與違法行為,但大量市民當天下午仍聚集元朗街頭,繼續爭取五大訴求及反對白色恐怖。

如果200萬人上街是對特區管治敲響重要警號,在不獲發不反對通知書下的元朗遊行則是另一個重要的警號。政府與警方的如意算盤,原是希望透過不發出不反對通知書,限制市民遊行以圖阻撓現時每星期不同地區、遍地開花的遊行,然而元朗遊行說明了社會大眾對五大訴求的堅持,亦代表香港已步入「無管之城」──即政府無法管治及沒有管治的認受性。

相信政府也想不到一場反送中運動,能令政府急速淪落成跛腳鴨,不僅具爭議性的政策無法推行,連維持政府正常運作也做不到。除了每星期被動地撲火外,如何收拾這個自找麻煩的殘局,都足以令政府疲於奔命,歸根究柢是政府咎由自取。

咎由自取並不單指政府提出一條惡法,而是政府面對社會輿論、回應市民訴求的手段,可謂慘不忍睹。眾所周知要解決重大社會事件,除了要避免擠牙膏式的發放資訊手段,更進一步要確切地回應社會訴求,甚至比社會訴求提出更進取、更具體的方法,才能挽回社會對政府的信任,重塑政府的管治認受性。

回顧整個反送中運動的初衷,那就是撤回條例。可是自6月至今,不管經歷過多少次市民上街,政府還是冥頑不靈、拒絕撤回,寧願用上「壽終正寢」這種語言偽術,都不願意清清楚楚地撤回條例,「撤回」字眼的重要性,坊間已作出詳細的討論,但政府一日不回應整個社會運動的最基本訴求,政府都要面對無法管治的困局。

管治認受性遭市民否定

問題是,現在特區政府面對的不單是無法管治的問題,而是管治認受性的問題。管治認受性的重要在於市民有多大程度認同政府有權管治,即政府管治的基礎。持續的遊行不論次數,還是人數上,都足以撼動政府的管治認受性,而筆者特別在意上星期的元朗遊行,因為是次遊行並沒有獲發不反對通知書,即任何參與人士皆有惹上官非的風險。對一般市民而言,要說服自己參與一個政府已明言違法的活動,就必須考慮自己被捕的風險。因此在星期六元朗遊行之前,網上討論區及社會輿論都出現遊行人數偏低的憂慮。

遊行人數固然削弱政府管治的認受性,但是市民寧願冒被起訴非法集結罪名的風險,都願意站出來,這才是對政府管治認受性最直接的否定。這亦正好解釋政府為何死抱「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只是不斷重複監警會可處理現時各類投訴,因為現時政府的管治基礎相當薄弱,管治基礎薄弱到只剩警隊。

社會上不少專業界別、商界、社會賢達,甚至政府內部,都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政府對此要求一直迴避,甚至看成夢魘一樣,又不清醒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已成社會各階層的最大公約數,亦是解決現時困局的最基本消費。面對這樣的政府,已經不知道該祝誰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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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家潤
《香港革新論》共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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