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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25日

獄中書簡:悲觀是懦弱 - 陳健民

在獄中每天都有兩次長官巡視,事前都有當值職員提醒我們好好準備。首先是收拾工場,然後各人穿好制服,一字排開等待長官檢閱。長官步入工場,當值職員會大叫「有投訴可現在提出」,跟着示意囚犯齊呼「Morning, Sir」或者「Afternoon, Sir」。三個月來,我聽到囚友各種怨言,但從來沒有人在長官或太平紳士巡視時提出。大家都明白到這只是一場戲,坐監便要配合演出。

在監房外面,當然沒有配合的道理。林鄭要和學生對話,學生覺得訴求夠具體了,毋須參與這種公關表演。員佐級協會勸市民如對「隻揪」警員有何不滿,可向警察投訴科投訴;梁定邦竟認為充斥撐警成員的監警會可就6.12警民衝突進行調查,但大家都覺得是自說自話的虛詞。羅范椒芬說如有高官「自願」問責下台未嘗不是好事,提醒我們高官問責制如同志願組織,去留隨意。政府最後要進行的制度改革,便是讓超級富二代領導的青年事務委員會吸納更多失去上流機會的青年。當網絡社會孕育出「無大台」的「如水抗爭」的時候,政府仍以為80年代「行政吸納政治」的諮詢委員會是化解危機的靈藥!

運動終回到雙普選訴求

今天的青年已看得很清楚,這台戲已毫無意義,因為舊有制度的認受性已徹底崩潰。甚麼是認受性(Legitimacy)?用我老師Juan Linz的話:即使現有的制度千瘡百孔,比起其他政治制度仍是最值得支持。今天的年輕人,誰會覺得小圈子的特首選委會和立法會的功能議席有認受性?立法會既沒有全民授權,泛民如要遵守《議事規則》、「理性」討論和投那必輸的票,便是與制度暴力合謀。沒有民主,公民沒有義務去遵守強行通過的法律,更無義務去守護立法機關的玻璃。 特首為何在競選期間民望低於對手卻反而當選?為何她上任至今不斷加劇社會裂痕仍沾沾自喜?百萬人上街為何她仍夠膽強推送中條例?以死明志的年輕人看得很透徹──這個政府不會回應訴求,因為它不是民主產生,唯有革命是出路。但香港哪有革命的條件?看起來反送中運動的歸宿必須回到傘運的雙普選訴求。

1956年匈牙利革命,蘇聯揮軍直入布達佩斯。1968年捷克自由化改革,蘇聯坦克直搗布拉格,宣佈「春天」的結束。波蘭團結工會在1980年即使罷工成功氣勢如虹,卻吸收了匈牙利和捷克慘痛的教訓,強抑革命的衝動,與天主教會聯手迫使政府進行經濟改革。看起來非常自我克制,但團結工會從來沒有放棄追求自治和民主。目睹蘇聯由戈爾巴喬夫領導後實行自由化政策,工會於1989年參加波蘭國會一個局部的選舉,結果幾乎贏了所有議席,波共全軍覆沒,黯然下台。蘇聯既不干預,波蘭便成為東歐第一個民主國家。

這次反送中運動雖未竟全功,更失去四條寶貴的生命,但畢竟已煞停惡法,給傲慢的政府一記耳光。運動更引發全球對香港人權狀況的關注,逆轉了台灣大選局勢,亦令許多人走出傘後的無力感。但當權者沒有真誠的懺悔,不單不輕易退讓,還在伺機民意逆轉時進行反噬。至於民主改革,除非中共倒台或者出現一個戈爾巴喬夫才有希望。在這漫長的抗爭中,希望年輕人知所進退,不輕言絕望。

《平庸的邪惡》的作者Hannah Arendt的丈夫Heinrich Blücher是一個述而不作、滿有智慧的知識分子。他們活在德國納粹時期,最終流亡海外,一直思考公民在亂世的責任。他說活在那個世代,「悲觀是懦弱,但樂觀卻是愚蠢」。我想我們亦是活在一個考驗勇氣和智慧的時代。

2019年7月14日
陳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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