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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24日

堆填區獨白:法律該為良知留下空間 - 楊懷康

英國不容許安樂死。早在1961年通過法例,列協助他人自殺為刑事罪行。為求安樂死,個別英國人得遠走歐洲。事前若被揭發,無論是病人或幫手安排行程的親友皆有觸犯刑事案之虞。

此非假設性議題。接連有安樂死案件打上英國最高法院,掀起一番熱議。終審庭非常任法官岑耀信勳爵審理過這些案件,月前他在BBC的Reith Lectures主張欲求安樂死者不妨以身試法。他是這樣說的:「協助他人自殺乃刑事罪行,我認為此法不可廢,卻無妨觸犯;時不時觸犯亦無妨。」

最高法院法官當然知法,而公然主張犯法,那還得了?BBC的《針鋒相對》(HARDtalk)節目執着這句話,詢諸最高法院院長何熙怡女男爵(亦是終審庭非常任法官):知法犯法成嗎?院長斬釘截鐵指出,議院通過法例以協助他人自殺為刑事罪行,而法律不可違。立法禁制受盡病患折磨的人尋求解脫豈不有違人道?

岑勳爵認同若是出於病人的自由意志,安樂死並無不可。然而久病床前無孝子。長期病患磨人,非獨病人而已,照顧有責的親友同樣吃盡苦頭。以協助他人自殺為刑事罪行,其初心之一,是保護病人免為親友逼迫而走上絕路。此外從人性良知出發,蓄意殺生亦有悖倫理。基於此兩大原因,英倫是以本着耶教仁愛精神反對任何形式的安樂死。

保護病人免受折磨,贊成安樂死;保護病人免受逼迫,反對安樂死。初心如一對策可南轅北轍,怎麽辦?岑勳爵認為,可透過民主政治程序(a political process)調和折衷解決分歧,而不應扭上法庭叫法官作主誰能安樂死,誰須負刑責。不法庭見,他主張讓當事人按良知權衡輕重。事實上確又有「不少親友拿出知法犯法的勇氣」協助病人謀求解脫。

換言之,岑勳爵認為守法抑或違法到頭來關乎倫理道德,法官不應插手而該讓當事人按良知作取捨。透過政治程序立例禁制,極其量只能防止有人借安樂死之名遂一己之私,卻不能幫當事人推卸良心責任。每個人的良知尺度寬緊長短不一,法官縱使賢良雋智,借箸代籌幫病人或其親友作主,其決定不見得最為適切。

何院長不認同讓當事人選擇性守法之說。她認為法律一視同仁,不容人們憑良知以身試法。反之,她以安樂死為基本人權——人們應該有權決定何時用甚麼辦法去世。像英國那樣完全禁絕安樂死,是干犯人權,其干犯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值得商榷。她認為可從設計法律條文入手,讓有需要保護的人得到應有的保護、讓他們在毫無壓力下自主生死。

條文不可能照顧所有變數

清官難審家庭事。誠如何院長所言,法律條文無疑能力求適切完善,保護所有需要保護的人。世事可變幻無窮,哪怕是最詳盡精確的條文也不可能照顧現實生活中所有可能出現的變數。扭上法庭的爭議往往正是闖進灰色地帶、未能用白紙黑字條文羅列的行為。既不為條文涵蓋,法官作裁決亦無所本,只能揣摩立法原意,按其主觀判斷演繹條文。此即法官在議會外越俎代庖立法也。

法官的識見閱歷無疑較一般人高,而取態相對超然。然而法官亦是人,其判斷難免有盲點甚至流於武斷;裁決是否勝於身在其中的當事人按其良知作的取捨,不無疑問。雖位列最高法院,岑勳爵不認為自己對安樂死案件的判斷會較普通人為高明恰當。

說到底,安樂死關乎倫理道德,讓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程序作主,能不有悖人情?若非身在其中的當事人,又焉知政府干犯人權的程度是否符合何院長認為的恰好比例?雖非盡善盡美,適切之道又莫非如岑勳爵所言,在法律之外讓出空間給當事人時不時按其良知尺度作取捨。The law should be broken from time to time.

楊懷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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