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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11日

蘋人誌:絕望香港 哲學出路 黃國鉅

備受學生喜愛的「人氣學者」,剛獲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的當紅編劇,著書立說大談哲學的「尼采專家」……百足咁多爪的黃國鉅,笑看外界稱譽,謙虛自謂不過是個「讀哲學的人、教哲學的人」。

香港地向來對哲學無大好感——說哲學有如談藝術,抽象、高深、難明;大學選科揀哲學,又被視為水泡、冷門、乞食。然而,黃國鉅認為哲學具有「化繁為簡」的功能,醉心研究30年,教學推廣亦不遺餘力,皆因他相信哲學「不限於一本本教科書,更是可以是思考進路,回應面對真實世界」。

近年,香港社運迭起,黃國鉅眼見港人深陷迷惘、沮喪、絕望情緒,不時以哲思分析時局,寫文章抒見解。就像新書《酒神的抗爭》出版剛好一個月,即遇上香港「反送中」運動,成為不少抗爭者的讀物。正如該書副題「絕望香港的哲學出路」,他形容著作從宏觀的角度梳理情緒,鼓勵讀者在困境下仍可保持積極,「不是直接提供答案,而是助你在絕望的狀態裏如何找出路」。

撰文:黎家怡 攝影:黃奕聰

讀理論寫劇本的中學生

黃國鉅哲學理論啟蒙甚早。1967年出生的他,童年時代正值香港學運的「火紅年代」。他雖然年紀尚小,未能直接參與,但家有長輩熱衷「認祖關社」,又積極參與「基督徒學生運動」。從長輩藏書中,他接觸到美國記者艾德嘉.史諾(Edgar Snow)的作品,從而認識近代中國歷史。中學時代,他自己摸上馬國明的「曙光書店」,頓覺大開眼界,「聽過書名的書全都在,但無錢買,所以常常走上去看」。他坦言受長輩影響殊深,有種「革命浪漫主義」的情緒,「所以會看馬克思,卻不是特別關注香港」。

博覽群書的黃國鉅引起中學同學的注意。份屬同窗的陳曙曦,現為著名舞台劇導演,當年已熱心於戲劇創作。受陳曙曦誠邀之下,黃國鉅初嘗寫劇本的滋味。他笑言,當年只不過是讀過邵國華寫的《福柯、馬克思及其他》,似懂非懂法國哲學家福柯的理論,但對「甚麼叫做瘋狂、甚麼叫做社會秩序」深感興趣,於是寫下原創劇本《再見狂人》。

《再見狂人》講述主角行為乖僻,不為社會接受,身邊人建議他去看醫生。醫生決定施針治療,錯手將他變成精神病患,但諷刺的是「精神病者」的身份反為社會接納。故事最終悲劇收場——主角被一個真正瘋子殺死。憑着這個劇本,黃國鉅首次獲得戲劇獎項,「幾dark,不過都有些humor的元素。以當時學生作品來說,評審可能覺得比較特別吧?」

劇作獲獎,理應繼續發展藝術事業吧?

誠然,拍檔陳曙曦升讀演藝學院,繼續演藝之路;但黃國鉅雖然偏好哲學理論,但被派到第三志願的香港大學法學院,與他原本計劃的社科方向相去甚遠。現為人師,他也不諱言當年「沒有興趣讀,常常走堂」。他曾入住宿舍,與宿友合作做過一些短劇,「但他們用一種『進念』式的排練方法,我不太喜歡,所以也沒怎樣參與」。學術之路、藝術之途都似乎不太順利之際,有同學建議他:「《學苑》的人喜歡講理論,又關心政治,可能跟你比較夾得來吧?」

一試無妨。黃國鉅主動叩門,加入港大《學苑》,一做就三年。起初,他對學術理論感興趣,屢次在《學苑》撰文引介當代哲學大師哈伯馬斯(Habermas),「只不過是後來撞正六四,而1989年我是總編輯,要立即反應,出特刊,寫文章」。當年,他寫過大字報,參與過遊行。眼見成千上萬的市民走出來聲援北京大學生的民主運動,他既感動又激動,「香港『火紅年代』已經過去,當時的氣氛是『學運已死』。大家推崇『三仔主義』(即車仔、屋仔、老婆仔),但突然幾千人走出來。大家都好興奮,覺得學運不死,復活了」。他當年在《學苑》便寫過一篇〈必須旗幟鮮明地爭取〉的文章,流露對學運的熱情與憧憬,更提出學運應該「不是純粹上街,亦不能完全等同為學生會或其工作,其核心卻是思考、辯論以及爭取普羅大眾的支持」。

「我當時是『捲了進去』,落莊之後已經無再接觸這些東西。」學運的理想戛然而止於那場血腥鎮壓。曾經憤筆疾書、義憤填膺的黃國鉅在早前《明報》訪問中感嘆,當時自覺「政治上再無可作為」,轉投書堆。

「因為六四之後,at the end of history,即是那個理想已經幻滅了。」黃國鉅深深嘆一口氣,續說當年透過書本認識近代中國,讓他覺得開放改革之後的1980年代「方興未艾」——大陸前衞藝術湧現,文化人討論活躍,知識分子一同探討國家前途——「但當時對中國的希望在六四之後便覺得沒了」。

理想失落與出國升學

「六四之後,那種破滅的感覺令到我再提起來、再做些事情的動力減退了很多。 」黃國鉅又念到,早已花上兩年多的時間在《學苑》,又成功轉系入讀文學院,讓他覺得「是時候好好讀書」。

一如雨傘運動之後,無數香港青年到海外升學,試圖離開傷心地,黃國鉅當年也在1995年赴德攻讀博士。不過,他強調逃避不是動機,而是基於對德國哲學的持續興趣,「向來都想去德國,大學時也讀過兩三年德文。」他在港修讀碩士時,剛好遇上一名來自德國的訪問學人。對方知道他喜好德國文化,遂介紹他報考獎學金。一擊即中,他便展開七年的旅德生涯。

黃國鉅坦言,當年離開沒有太多考慮,甚至不曾計劃過日後要當一名大學教授,「純粹覺得我需要去德國」。學術追尋之餘,他也渴求一種精神思想上的提升,「我雖然對德國哲學有興趣,但用英文去讀好多時都隔靴搔癢」。他又常常自覺內涵不足,憧憬古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教育。身為朋友的音樂人龔志成曾笑他必定要去一趟德國,不為甚麼,只為「解開那德國情意結」。

有志難伸決回港

「如果我沒去過,可能會有些遺憾,但我從沒打算繼續在那裏生活和工作。」黃國鉅認為,德國生活節奏與香港相差很遠。試想像,他說德國大學一個學期大概只會研讀10多頁的哲學文本——同樣的閱讀量,在香港是一個星期的功課。那種緩慢,那種精細,常常令他感覺時間像沒有流動。更重要的是,德國人要獲得學院教席不易,外國人更是難上加難,所以大多旅德亞洲人文學者都留在漢學系工作。

「是語言問題,也是整個文化的問題。在德國,我做不到戲劇,也寫不到非學術的書,是『有志不能伸』。」黃國鉅形容,留在德國只能夠在別人的地方做有限的事;但回到香港,既是自己地方,又可以做一些他覺得更重要的事情。他指出,香港雖然學院的教席不多,但社會對哲學的興趣有待開發。他以酒為喻——大家本身只喝啤酒,但你去法國學紅酒、訪遍一百間酒莊之後,取一支佳釀回來做推廣,市場可以很大。

攻讀博士以來,黃國鉅深明行內習性,往往鎖定個別人物或理論「越鑽越深」,致力成為某方面的「專家」。然而。他認為,一個「好的學者」應該要有專門的研究題目,亦須具備面向大眾的能力。相對於當一個「尼采專家」,走訪大小國際學術會議,他坦言「專門的東西要好花心機,但受眾好少。你可能寫一篇文刊登於國際期刊,會讀的人可能只有十個,不是沒有意思,只是我的興趣不在這裏 」。

藝術哲學互補 抵抗絕望

黃國鉅的興趣,介乎專門研究與普羅推廣之間,遂走上哲人/編劇/教授的「Slash」之路。

他笑言自己並非「開口就能說上一小時」的人,但挨近畢業、現實臨界就沒有再想,「教書也不是差——如何將你讀回來覺得好正的東西,傳遞予他人,讓人明白,甚至引發他人的興趣繼續追尋。這也是好有意義的工作」。

回港之後,黃國鉅先後在中文大學和嶺南大學待過,最終在浸會大學覓得教席,至今已經12年。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走上街頭,打破他自「八九六四」以來的無力感。他漸漸進入公共領域,一度到銅鑼灣佔領區為「流動民主教室」講學,並推出多部哲學普及讀物,又參與多場公眾論壇。

教學著書之餘,黃國鉅繼續與陳曙曦合作,成立「天邊外劇場」,近年推出多年緊扣香港社會的作品,例如:重新演繹香港歷史的《漁港夢百年》三部曲、紀念六四事件的《禁區廣場》等。他今年憑着風車草劇團《新聞小花的告白》,更贏得第28屆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劇本」。

「有些人會去衝,有些人會搞組織,有些人負責寫文章。每場運動都會有這些分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黃國鉅坦言,要「落場衝」,他會不知所措,也不及年輕人跑得快;要動員市民,他也謙稱自己號召力不足。過去一兩年,他勤加發表文章分析時局,透過文字介入社會。

就如新書集中回應雨傘運動後港人對前景感到絕望的情況,體現黃國鉅如何通過藝術與哲學的互補,應對荒謬現實的出路。他一方面借用哲學家尼采「酒神精神」,籲人退後一步,以寬闊的視角看待面前的苦難,緩解悵惘的情緒;同時又鼓勵人保持熱情,積極地投入現實世界,繼續抗爭。另一方面,他又闡述藝術,尤其是戲劇的功能——台上台下共同經歷劇場空間,觀眾投入劇情,喜怒哀樂通過角色的經歷,得以抒發,從而達到排解情緒的效果。

遊走於哲學和藝術有幾人?能夠立於兩者之間,開出修養心靈之途,黃國鉅願意承擔,「我覺得這個位置是屬於我的。很多時候,守住你崗位應該做的事,就是最好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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