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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02日

蘋人誌:
離港不離地 200萬+N人 心連線

6月9日反送中惡法遊行從哪裏開始?不是維園,其實是澳洲悉尼新南威爾斯省立圖書館。因為時差,早在香港起步前,悉尼已先行動。

烈日當空,紅色橫額「No China Extradition」高揚。召集人Jared本來估計只有200人參與,最後出席人數卻多達3,000。既有移民超過30年的老太太,也有學生和一家三口。

「不是住在外國便甚麼都不用管。在外地的人也很關心和支持香港。」

「雖然身處海外,我認為也有責任表達我們關心香港。」

「我們在這裏生活,但香港永遠是我們的家。香港有不公義的事,也會發聲。」

世界各地不同城市陸續加入反送中行列,組織速度如此快、地區如此廣、人數如此多的海外港人抗爭活動,聞所未聞。不同的立場、懷着不同的心情、面對不同的困難、作出不同的行動。

然而目標一致。
撰文、攝影:楊天帥

傘運啟蒙 心動不如行動

在悉尼反送中運動擔任召集人的Jared只有20歲,政治素人,過去參與過七一遊行,但站出來做搞手,是第一次。

除Jared外,還有近50人與他共同策劃。他們大多從網上認識,運作方向以投票方式決定,分工則賴各人自發。除遊行外,他們又發起聯署、遞交請願信等,以爭取澳洲政府關注,進而向港施壓,迫使港府撤回修訂。

「我們對中國的司法制度實在不信任,害怕政府會利用它(《逃犯條例》)達到政治目的,用莫須有罪名引渡香港異見人士。」

Jared說,參與反送中的人各有其政治啟蒙點。八九六四、反國教,不過最多還是雨傘運動,他自己亦然。

以本文訪問的四地組織者為例,他們都是年輕政治素人,都是傘運後對政治更關心。儘管他們身在海外無法參與社運,但一直關注香港動態,彷彿靜待爆發一刻。

如Jared所說︰「心動不如行動。」

在海外,香港人屬少數,又無政黨主導,要在短時間組織起來,殊不容易。傘運遺留下來的網路連繫正好成為反送中的溝通起點。

當然,反送中這議題本身也是引起激烈反響的主因。如Jared 指出,這議題在立場上幾乎無可爭議。你或者支持港獨,或者堅持一國兩制;年紀較大者身份認同傾向中國,年輕的則自居香港人。然而說到反送中,這一切都變得無關痛癢。

「我們當中有學生,有人已在這裏定居,甚至有人在這裏出生。但無論年齡層與政治立場,這次都可以團結在一起。」

共同追求的只有一個字:撤!

港人集會 我卻在這裏睡覺

生於中國、長於香港的Joanna,行過7.1、佔過金鐘,僅此而已。三年前,她從香港往日本求學。

住在日本,大概也是不少港人的夢。然而這夢也有逆轉時候,對Joanna來說,那就是夤夜時分,躺在床上,透過直播看港人抗爭之時。

「身在日本,我覺得好無力。香港人去集會,我卻在這裏睡覺。我覺得有一種被保護的感覺。既然如此,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在日本某處徹夜靜坐,讓港人知道,東京的港人也在支持他們?」

想法轉化為行動。只是不能說做就做,事前要準備、要與警察協調。與Joanna並肩的另一位港人Anna說︰「我們不希望影響到日本人生活,所以做任何事都要合法、通知警方。」

最終首次活動因未能趕及申請而改為晚餐討論會,但仍讓大約30個不相識的居日港人聚首,討論今後策略。當中有人從神戶搭通宵巴士來到東京。

「大家都好想做些甚麼幫助香港。個個都問,我可以做甚麼?」

反送中運動的日子,Joanna一邊策劃,一邊做功課,一邊透過直播看香港消息。每夜她邊哭邊看,至凌晨3、4點倦極才睡。醒來又看香港有無狀況更新。

看直播狂哭 恨我點解喺日本

「看見警察暴行,我問自己為甚麼不在現場。為甚麼我不是衝的那一個?我覺得好悔恨,為甚麼我是在日本?」

二人雖也想過回港,然而最終選擇留下,與其他港人向英國領事館遞信、在銀座街頭為太古廣場墮樓身亡的反送中示威者默哀,以及發起全球舉黑傘拍照表態行動。為支援反送中,Joanna上學走堂、Anna上班遲到,晚上又睡眠不足,但仍不時想是否做得不夠。

「對比香港的人,我們做的仍太少。」

「其實我在想,今後我是否還能返港。」Anna說。訪問是在林鄭月娥宣佈暫緩修例前進行,那時候還沒有人知道送中會否落實。

Joanna接着道:「我也是,我驚被人拉。因為我是用自己的facebook賬戶聯絡,資料已經全部公開。我是留學生,所有生活費由媽媽支付,現在我做了這種事,會否不能盡孝?」

被拒入境 下個會是我?

在阿姆斯特丹有份組織反送中的港人化名Nora受訪,就是因為怕。

她5月開始注意反送中一事,開始思考自己能做甚麼。她與幾名組織者提議在阿姆斯特丹舉行集會聲援,短短幾日內舉行了過百人參加的集會。她們又收集聯署,送荷蘭外交部,請求當地政府關注。

她說,參加者曾認真討論是否要在遊行集會拍照時戴口罩,隱藏身份。有人認為這種百多人的集會太小事,不會有人理,但Nora另有看法。她認為普通參加者大概不會被算賬。大人物如黃之鋒、朱凱廸,因公眾關注,大致也安全。唯獨那些夾在中間,名聲不夠大,但又不只是參加者的人——比如她本人——面對一種獨特的危險。

「所以大家都不想被標籤做領袖,畢竟香港和大陸都是向領袖埋手……也可以說是大陸的策略成功,它確實令人表達意見時擔心、猶豫。」

Nora大約十年前離港求學。她說,若是在十年前的香港,她不會有這擔憂。傘運後她信心急轉直下。

「你見到雨傘後好多人被捕,那種感覺近乎捉拿政治犯。你又見到近年好多人物想參與六四等集會,都被拒入境。因此我才會感到擔心。」

然而她仍堅持行動。

「因為香港這個地方生我育我。」她說。「其實原本我的初衷就是在外面取得成就,再返來回饋香港。既然此刻我在國外相對安全,能做的事就應該做。」

「或者負面去講,也可說我是在自我宣洩。看見香港這個狀況,你會想做些甚麼,起碼不會心情鬱悶,唔開心嘛。」

也許與Nora的努力有關,也許無關,作為事實,荷蘭政府還是對反送中表達了關注,甚至有議員在國會書面提問。另一方面,德國政府亦聲明支持香港民眾訴求,並指若港府堅持修訂《逃犯條例》,德國會考慮廢止與香港之間的引渡協定。

We connect 事情才變得可能

有份推動德國政府回應的,是現居柏林的一眾香港人。參與組織的兩個女生Bonnie和Joephy均在當地修讀和從事藝術工作。前者主內,後者主外,在當地與許多香港人舉辦集會等活動。

此外她們也收集簽名、去信國會及各大政黨。其努力成功得到德國政府回應。若問回應了又怎樣,200個港人出來集會又有何用,Joephy也不敢斷言能在政治上影響到林鄭月娥,但她同時認為,如果沒有今次的全球聲援,所有抗爭只在香港發生,《逃犯條例》修訂會更易通過,「香港會更容易變成與上海和北京一樣」。

她提到反送中運動另一意外收穫:本來各散東西的香港人因此連在一線。設計的幫忙設計,撰稿的幫忙撰稿,繙譯的幫忙繙譯。「比如『香港人在德國』的版主石賈墨,是香港唯一與哥德學院合作,用廣東話教德文的人。他是我們最大的繙譯支援。沒想過能與這樣厲害的人共事。」

「五、六十人,有力出力,事情才可以做得那麼快。」

她期望難得相聚的人,今後能繼續發揮某種作用。「真的好似林鄭講︰We connect。聚在一起,很多事情才會變得可能。」她說。

抗爭還未結束……

市民提出的四大訴求,林鄭月娥一個也沒答應。對此,四個城市的受訪者取態都是見機行事。如柏林的Bonnie說:「只能根據未來24小時發生甚麼事去應對,講不了很遙遠。」

悉尼的Jared道:「我覺得林鄭真係拖字訣。老套都要講:非常無恥。因為林鄭不動搖,所以才會行動升級,我們要再留意才知道有甚麼進一步行動。」

他們沒有站在香港的土地,但他們不離地。與身處香港的人一樣,他們意志堅定,訴求簡潔:不撤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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