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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7月01日

壹週刊:年輕得碰着誰亦無懼

Calvin出席遊行活動都喜歡帶着畫板,貪其可隨時寫上合適標語。

當社會變得不公義,就會有人走出來抗爭,尤其是年輕人。2012年,萬人反洗腦國民教育,年輕人擔大旗走到最前;2014年6月,反對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前期撥款計劃,年輕人包圍立法會;同年9月的雨傘運動,催淚彈激發數以十萬的年輕人走到街頭,爭取屬於香港人的真普選。

今次反送中惡法,無私付出最多的,亦是年輕新一代。由上街遊行包圍立法會到警察總部抗議,手無寸鐵地面對子彈橫飛警棍亂舞。當中有血有汗,流過眼淚,亦有人被捕,但他們依然站在最前線。

這群港青新世代,希望用他們的一舉一動,守護香港僅餘的自由,捍衞香港核心的法治,只因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
撰文:梁浩維、鄧可盈
攝影:田俊、林志謙、王命源

英國留學生:保護每一個我和你

由6月9日反送中大遊行開始,26歲的Calvin一直參與其中。上周三早上,他拿着寫有示威標語的畫板,跟一批不認識的年輕人,遊行到各國領事館請願。之後,他走到立法會示威區休息,準備參加晚上民陣的集會,「作為香港市民,享受了那麼多年的權利,其實都有義務保衞自己的家園。」

「作為社會的公民,需要對社會負上責任,竭力去爭取公義的事。」

Calvin在英國讀大學,主修哲學與社會學系,對於社運,他有自己的見解。他慶幸自己有一對關心社會的父母,因為他們,自己亦開始留意政府施政,「2003年7.1遊行反23條立法,媽媽第一次帶我上街。她告訴我,作為社會的公民,需要對社會負上責任,竭力去爭取公義的事。」

自此以後,Calvin一直熱衷社會運動,每年7.1總會舉起標語上街。反國教時,他自發擺街站,宣揚理念;雨傘運動時,即使身處外國,他亦堅持出席當地港人發起的示威活動,「我甚至有衝動,叫媽媽買機票讓我回來參加佔領,但那時正值考試,我覺得在海外替運動作宣傳,也算是一種貢獻。」

6.12當日,Calvin一直在紅棉道為前線支援,負責運送物資,撐傘抵擋警方的胡椒噴霧。催淚彈施放一刻,Calvin忍着眼睛刺痛,扶身邊的朋友到急救站,「那一刻我真的很憤怒,第一個念頭就是我以後都不交稅了。」他解釋,納稅人付錢支持政府運作,卻換來警察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市民,此舉違反了政治倫理。

反送中運動至今已持續近一個月,Calvin參與了多個溫和的請願集會和遊行,「我們都想取得最大的效果,就現時的情況而言,和平理性的示威活動能喚起更多人關注,我便去做。」

老一輩的人,總會指摘年輕人參與社運,是「搞亂香港」。Calvin坦言,自己身邊亦有親友有這樣的想法,使得雙方關係緊張,「當你明白年輕人的動機,便不會稱他們是暴徒,因為他們其實是在保護每一個我和你。」

DSE考生:不論年齡都有責任

上周三的民陣集會,現場一片人海,當中很多是年輕人。剛考完DSE、今年17歲的Shelly(化名),是當中的一員。她戴着黑框眼鏡,頭紮馬尾,手持「撤回惡法,還我自由」的標語牌,站在人群之中。尚一臉稚氣的她,明白香港的社會和政局已在不斷敗壞,「從國教開始到雨傘運動,到現在,香港人的自由慢慢一步一步被侵蝕。我站出來除了因為我想捍衞自己的自由,亦因為我對香港的未來感到迷茫。」

「這個香港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身為一個香港人都不捍衞自己的自由,那誰來捍衞?」

從響應網上號召,第一次走上街頭參與社運,到在催淚氣體瀰漫的金鐘當後勤支援前線,對將來意欲投身傳媒的她而言,都是不可多得的成長經驗。積極參與運動的她,談起警方的清場行動,依然激動,「看到警方施放了那麼多枚催淚彈,我最大的感受是,為何我們在做對的事,卻遭到如此對待?」

Shelly表示,身邊很多同學跟她一樣,每當香港出現一些不公義的決策時,都會走出來守護抗爭,「他們明知是有風險的,都願意站出來,付出自己的時間和心力,他們都很勇敢。」有人會認為,站在最前線的應該是成年人,而非一群中學生,但她覺得,不論甚麼年齡,只要是香港人,就有責任捍衞自己的家園,「這個香港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身為一個香港人都不捍衞自己的自由,那誰來捍衞?」

與許多年輕人一樣,Shelly的父母不贊同女兒走上抗爭的前線,不了解反送中運動的原因,認為年輕人只是無事生非,是「搞亂香港」。幸運的是,她並未因此與父母有衝突,「他們平日在電視上看到的畫面都比較暴力,所以會擔心我的安全。但我們沒有吵架,我也會尊重他們的言論自由。」

社運素人:教媽媽不要看TVB

應屆文憑試考生Kandice(18歲),出身基層家庭,校內成績不俗,是被寄予厚望入讀「神科」的高材生。這個熾熱的6月,她本應在靜候放榜的徬徨中度過。但在民陣的集會上,她身穿印着「自由不是免費的」(Freedom is not free)的T恤,在集會中高舉抗惡法標語。她是「社運素人」,文憑試後百無聊賴,讀了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兩本經典:《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並由此獻出她的許多第一次:出席六四集會、參與遊行,在6.12的催淚煙霧中呼喊流淚。

「我身邊還有很多對這件事,對社會政治不聞不問的人,我覺得我的任務就是繼續喚醒他們。」

她表示,香港日益敗壞的社會政治環境,都讓很多年輕人喘不過氣來,在面對未卜前途的迷茫與無力之間,反送中運動爆發了。抗爭者的勇敢和善良,讓她自覺有喚醒身邊人關注香港未來的責任,「知識很重要,如果沒有知識,就很容易被人隨意洗腦和操控。我本身跟媽媽的關係不太好,但現在我開始教她多認字,讓她不要看那麼多TVB,不要被洗腦。我身邊還有很多對這件事,對社會政治不聞不問的人,我覺得我的任務就是繼續喚醒他們。」
作為關心政治的新世代青年,Kandice將自身的政治覺醒,歸功於雨傘運動期間,容許學生罷課的母校,以及為她提供思考鍛煉的通識科。
她認為,新一代不再是死記硬背學科知識的一群,而是有批判思考的個體。Kandice不敢預言運動的成敗,卻得到一個領悟,「最重要的不是改變政府,而是改變我們自己。只要像記住六四一樣牢記歷史,人民保持清醒,我們就有能力和希望繼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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