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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6月01日

1989六四之外的記憶 
香港眾志主席 - 林朗彥

八九民運與六四屠城的紀念,過去一直被視作分辨道德良心的標杆,雨傘運動前後則是各路政治派別爭逐辯論的場域。近年紛爭稍息,但隨着歲月推進,八九記憶是執着或安放、對下一代的意義、紀念該如何運作,凡此種種則仍然是問題。新世代大多或認為八九記憶在時間上相當疏遠,更尖刻的甚或認為,這是上一輩老人遺下的包袱,是政治上多餘的重責,「記憶」帶來不是別的,只有限制與綑縛。

這段記憶之所以引發那麼多的情感、掙扎、苦楚甚至厭惡,是因為它跟所有其他記憶都不同,跟你相簿中、記念冊裏、日記裏的私人回憶都不一樣:它是由「公共」所鍛造的,而且數量之大,起碼牽涉過百萬人的龐大集體。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把人類活動分成三種,也是生命的三個境界,分別為勞動、工作、行動。「勞動」是指那些僅為了生存而做的事,吃飯、洗澡、睡覺等不斷循環的項目;鄂蘭的「工作」不直接等於上班,而是指製作或創作某些事物,而一本書、一件產品,都有機會比其主人在世更長的時間。「行動」則有別於前兩者,它走出了自我的空間,在一群人當中,為追求未來開創了新局,且其故事被這個群體的後來者流傳。北京的八九運動,和其在香港的共鳴,正是這樣的「行動」。

概念太抽象嗎?不如試着回答一條問題吧:除了六四事件,對於1989年的香港,你還記得甚麼?答案大概毫無頭緒吧。你不會記得那年地鐵藍田站啟用,不會記得東區海底隧道正式通車,不會記得香港文化中心才剛啟用,不會記得落馬洲過境通道落成,不會記得那年簽發了新城電台的牌照,甚至不會記得那年張國榮和梅艷芳再次獲得最受歡迎男女歌手。而只有八九民運讓我們記住了真正的偉大,奠基了香港深藏的價值取態,在發達便捷、娛樂昇平、經濟蓬勃之外,埋下了我們對尊嚴、生命、自由的執着。八九記憶更改變了香港的政治面貌,不讓政治淪為經濟民生的庸碌齒輪,恢復了政治最原初、由眾人決定命運的意義,「大遊行、佔領」早已經印刻在我們的語言裏了。

而這個「1989年發生甚麼事」的小測驗中,一個最有意思、最重要的對比就是,又有誰會記得那年2月,頒佈了《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案)》呢?這是關於香港人群體最美好的一則寓言。政府官員經常把「基本法保障……」「基本法賦予……」掛在口邊,彷彿《基本法》界定了香港人的一切,我們是誰、應得甚麼、不該做甚麼,都得按照這本小書。今天我們仍然記住八九,就是聲明;定義香港人的,由始至終是我們所珍重的價值和理想,而不是那本官員高舉的小黃書。30年前香港人承諾了一個共同期待,不管是否以紀念的名義,我們定會把它完成,六四回聲,自決呼應。

林朗彥
香港眾志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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