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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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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30年】
港人六四經歷 區區留足印

一個地方,對不同人來說有不同意義。維多利亞公園、碧街、赤泥坪村、香港大學等,平凡的街道和公園,在1989年至2019年間,經歷過不同事件,留下眾人的足印、汗水、眼淚,成為有獨特意義的空間。匆匆30年光景,舊人故去,城市面目全非,今天就讓我們把這些地方記下,好讓故事流傳下去。拒絕忘記每個關於六四的角落,是一種悼念,更是尋根,在這個城市發生的種種,都是栽種我們身份的養份。
記者:梁嘉麗

相關新聞:他們曾說過……

維園 風吹不熄燭光

少玲30年來,每年風雨不改,一定到維園參加燭光集會。

「1989年在維園靜坐,那時支聯會剛成立,我就跑去當義工,幫忙佈置、籌款等,那時一腔熱血,只要做得到的都會做!」那年少玲40歲,加入支聯會做義工,轉眼30年,現在已沒有當義工,但維園這個地方,依然準時每年6月4日召喚着她,「想當年有30架流動籌款車,我們站在維園入口大聲嗌咪,還會自己寫橫額,數十呎的長布,用地拖來寫」。

每年都站在同一個足球場內,桃花尚且依舊,但人面早已全非,少玲說自己是舊式人,六四是一個包袱,沒法輕言放棄,「我會一直來,直至自己再走不動」。這種堅持,為一個平凡的公園賦予另一種意義。少玲家住九龍,若非燭光集會,維園對她來說,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公園,而這一點燭光,在中國的土地上,只能在此出現,「一日有維園,一日都還有平反的希望」。

燭光在她眼中是珍寶,近年卻有不少人認為是行禮如儀,亦不認同「建設民主中國」口號,少玲反問:「不是每年也去春秋二祭嗎?會否因為儀式年年相同而不去?」對她來說,每年來到維園參加集會是祭亡魂,更是一種身教,當年帶着兒女,現在帶着孫女,「讓她知道有這段歷史,若她看到了平反的一天,維園就成為了歷史的里程碑」。

赤泥坪 改寫黃雀命運

20多年來,人們一直以為「黃雀行動」出於「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直至2011年司徒華在自傳寫下出處,「黃雀行動」出自曹植的《野田黃雀行》,寓意朋友被捕,自己想去營救。救出來的黃雀,今天已散落世界各地,香港作為中轉站,有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開始時,營救的情況很亂,八仙過海各有各救,直至岑建勳統一做,我們這些就算是散兵游勇。」《前哨》雜誌總編輯劉達文說。1989年,民運人士被秘密營救、運送到香港,再轉至海外,劉達文是參與者之一,七年前更著書《內幕與真相──六四黃雀行動》,記下行動過程。當年被救出來的民運人士不少被安置於「安全屋」,再聯絡各國大使館安排接收。

他憶述,當年的安全屋分散遍佈港九新界,馬料水赤泥坪村、西貢匡湖居、銅鑼灣某賓館、上水金錢村等,「初時比較高成本,安排他們住酒店,但後來規模越來越大,救出很多人,就安排他們住安全屋,一直到九七回歸前,最後一批離開」。

歷時八年的拯救行動,最終救出700多人,「比較重要的人住酒店,不讓他們出街。其他住在赤泥坪村等,有些可以拿行街紙,出外走動」。除了為人熟悉的吾爾開希、 嚴家褀(原名嚴家其)等,被營救的更多是參與過或支持過八九民運的人,例如教師、知識分子、學生、工運領袖、商人,甚至連公安亦有,而且不少被安排住赤泥坪村安全屋內,「有些人以為幾年後大陸會變天,到時就能回去,但最終還是要流亡,人生的命運就這樣被改寫了」。在這條安靜的小村中,曾經住着滿腔熱情卻窮途末路的青年。回歸22年後的今天,這個曾經作為安全屋的地方,依舊安全嗎?

碧街 消失了的事變

1989年6月7日,支聯會預計150萬人參加的「三罷」(罷工、罷市、罷課)集會胎死腹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那夜凌晨,一群人在彌敦道及碧街交界燒車、擲玻璃、破壞店舖,警方到場施放催淚彈鎮壓。事件引起支聯會內部激烈討論,有人說該批暴徒是中共安排搞事,亦有說黑手是港英政府,當晚不少人被拘捕,但警方從來沒公佈是甚麼人,據聞支聯會怕出現更大規模的暴動,所以取消三罷及集會。之後,再沒有人提起碧街以及那夜發生的事情。

直至四年前,「活化廳」創辦人李俊峰和藝術家盧樂謙策劃了一場《碧街事變》街頭劇,讓傳說得以重見天日。搜集關於那個晚上的資料時,他們發現這件事實在有太多耐人尋味之處,「是江湖人士奉命來搞事?他們受甚麼人指使?六四前後,整個社會都有很強的動員能力,但偏偏因為這個神秘的暴動而中斷了,頓失方向」。編寫劇本時,他們在碧街的店舖搜集口述故事,盧樂謙說:「有位在麻雀館的睇場大佬說記得有人擲垃圾桶、撞鐵閘想搶劫,店舖要提早關門,還曾開門讓受傷的人入店暫避。」

李俊峰認為對於支聯會來說,這是一個瘡疤,「責怪當然容易,但要處理一個150萬人的集會,就要冷靜,如果怪他們放棄,倒不如想想為何要靠支聯會動員?」關於「大台」和社會動員的討論,到了今天依然值得參考。

一次碧街事變,是一場有劇本的鬧劇,抑或是悲憤激發的躁動?謎底會有被解開的一天嗎?

港大 豎立國殤之柱

從港鐵站步出,走到橋的盡頭,往中庭望下去,就能看見橙色的國殤之柱。1997年的六四集會後,港大學生會決定護送這件雕塑品到校內,卻在學校門口與保安僵持,甚至發生肢體衝突,「那時已凌晨,我們差不多500個同學和市民在路口,有人報了警,我們在校門圍成人牆,跟警察對峙,最後警方以大學是私人地方為由,不便干涉學校事務,我們便順利把國殤之柱送入校園」。時任港大學生會會長王振星憶述當年的情況說道。

搬到港大前,雕塑曾於各間大學巡迴展出,最終落戶港大,王振星早跟校方周旋,當年正值回歸前,社會氣氛處於低壓,人們擔心那年會是最後一次公開悼念六四,王說校方一直以建築結構及技術理由阻止他們擺放國殤之柱,而現在擺放的位置,正是當時港大每年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地方。

刻在國殤之柱上,那些扭曲的身軀和面容,象徵屠城死傷者,能夠繼續豎立校內,王振星認為意義重大,「我們有說出真相的責任,在這個不斷自我審查的年代,真相尤其重要。國殤之柱代表着言論自由,是一個我們不能忘記的標記」。

中大 民主女神屹立

2010年5月,銅鑼灣時代廣場展出的民主女神像被警方沒收,引起社會關注,至6月3日特區政府「釋放」女神像並於六四集會展示,當晚由2,000多名中大師生及市民運送至中大,一直擺放至今。

中聯辦 示威干預升級

看着長毛、古思堯肩上抬着的黑色棺材,人們只當是奇觀,長毛說,此舉源於1989年6月2日北京民運人士被軍車撞死,當時有人提出抬死者棺材遊行,「但當然,未成事就發生了鎮壓事件」。每年六四大遊行,他們抬着棺材,跟着遊行隊伍走,回歸前會走到位於跑馬地的新華社舊址,回歸後有時會到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或西環中聯辦。

每次抬棺材,長毛所受的「待遇」都不同,回歸前遊行去新華社,他說警察處理手法比較寬鬆,「港英時代多數沒有阻撓,會把新華社外的馬路封了讓我們走過去,回歸後明顯緊張了」。不只是處理手法,就連空間亦大不同,現時中聯辦門口建了一大花圃,寬闊的行人道變成窄長小路,目的昭然若揭。

「警察有時會讓我們放下棺材,亦試過搶和毀壞棺材,甚至拘捕」。長毛認為警察行動有所不同是因為每年中聯辦都有不同指示,「中聯辦官員會在大樓內望着我們行動,自由度越來越低是必然的趨勢」。

快活谷 藝人同心聲援

1989年5月27日,由梅艷芳號召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於跑馬地馬場舉行,台前掛着「全港演藝界支持北京學運」布條,音樂會持續了12小時,200多位歌影視台前幕後人員演唱了138首歌曲,吸引超過30萬市民參加,共籌得1,200萬元支持北京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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