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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26日

【六四30年】國民黨報記者 屠城前北上採訪
「群眾釋放對自由飢渴」

八九民運,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蔡詠梅,大抵是其中之一。「我是有非常大的六四情結。」由《香港時報》轉投《開放》雜誌,撰寫深度政治評論,關注中國民主發展,她不諱言,是六四,改變了她的人生軌迹。80年代,國共不相往來,她以香港國民黨黨報記者身份,首度北上採訪,見證天安門廣場上最忘我的自由,也見證在共產中國下,一閃即逝的民主希望。「中國人被壓抑得太久了,一下子就被釋放了出來」。這種感覺,她其實很熟悉。在四川成都出生成長,為呼吸自由空氣逃到香港。由六四到九七,以至今日的《逃犯條例》修訂,居港近40年,她說中港命運相連,「從來不是鄰國之事」。
記者:呂麗嬋

六四之後的9月,64名來自不同媒體的香港記者,破天荒合著《人民不會忘記》,當年留在北京前線逾月採訪的蔡詠梅,是其中之一。在她筆下,低調的學生領袖王超華成熟倔強、詩人陳明遠對自由的追尋,還有背景特殊備受爭議的戴晴,這些故人,六四後各有際遇,有人被迫流亡海外,有人被捕坐牢,而她,就因為六四轉投《開放》,用文字繼續探索中國問題。「回港後好快重回工作崗位,但心裏很想繼續做點甚麼,《時報》不是很多機會北上,所以就不斷投稿去《開放》,當時金鐘是雜誌的主編,他說我的文章寫得不錯,就問我有無興趣過去做」。

相關新聞:他們曾說過……

「那時是太樂觀,以為僵持狀態仍有轉機;暴力清場,也不過出動水炮、催淚彈吧?」

結果一做14年,直至《開放》停刊。現為作家及獨立中文筆會成員,蔡詠梅說,今日國民黨高層訪港訪大陸「交朋友、做生意」,但30年前,國民黨與共產黨不相往來。「你看我當年在北京傳真到香港刊登的稿件,都用北平而不是北京,因為當時台灣根本不承認北京是首都,認為南京才是」。正式打開缺口的,是1989年4月,台灣新聞局宣佈開放兩岸採訪,適逢財政部部長郭婉容歷史性出訪大陸,她順理成章成為隨團記者。「那次,其實是《香港時報》首度派員到大陸採訪」。

任務完成,剛好身在北京、剛好遇着胡耀邦逝世,空前的民主運動席捲京城,是時代,把蔡詠梅帶進了新的領域。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沒日沒夜留守廣場,由五四大遊行的高潮,走到運動樽頸,北京宣佈戒嚴。留京逾月,6月1日,蔡詠梅離京回港,原擬休息數天然後再北上,但原來,時代的巨輪一夜間改變了軌道,再沒有然後。「那時是太樂觀……」蔡詠梅苦笑。人大即將召開緊急會議,相信僵持的狀態仍有轉機;暴力清場,也不過出動水炮、催淚彈吧?她是這樣想。

「6月3日傍晚,在家打開電視,即時嚇呆了,打電話到報館第一句話是:怎麼會這樣?」是的,怎麼會是這樣。天安門廣場關燈,槍聲不斷,京城民眾奮起保護學生,一張張染血木板擔架床,在長安大街奔馳。此刻的蔡詠梅,不再是北京城裏慶幸見證歷史、努力突破新聞封鎖的香港記者,而是任何一個恨透自己只能隔岸觀火的普通市民,懷着憤怒和疑問,坐在電視機前流淚不止。大抵,親身見證屠城的一代人,都是這樣走過來。明明兩星期前,天安門廣場舉行的百萬人大遊行,仍然歷歷在目,明明民主的希望,就在咫尺之遙。

「百萬群眾聲援學生,學生絕食瀕死,但現場看不到悲情,而是一張張煥發着光彩的臉。」

「是天安門廣場上的氣氛,令你覺得好有希望好亢奮,好比香港2003年50萬人上街反對23條立法,這樣多人這樣巨大的力量,政府怎可能不聽?」北京城中不同組織紛紛自發出來表態,「打倒官倒」的旗幟,在天空飛揚,以為人民起來了,政府一定會讓步。「在北京一個幾月,我從未遇過一個不支持學生的人」。策略上或事有緩急,但明明只是卑微的要求,是很多人眼中的大是大非。「事後反省,人多原來不代表甚麼……」或如香港的法官所言,以為佔領可令政府一夜間讓步想法天真,但很多改變,不也是由天真的人首先觸發嗎?

「中國人被壓抑了得太久了,對自由的飢渴,一下子被釋放了出來」。這種感覺,蔡詠梅其實很熟悉。「有一句說話是這樣的:走過羅湖橋,甚麼人都可以鬧,除了自己的老婆」。做過幾年中學教師,來港前在四川大學讀英文系,1980年舉家移民到香港的蔡詠梅,自小喜歡寫作,但現實是在文革的陰霾下,「敢想卻不敢寫」。「以前好多諗法但都不能表達出來,來到香港,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寫小說、散文,時事評論,甚麼都會寫」。翌年加入《香港時報》,原本做新聞繙譯,後來轉到前線採訪。

「《開放》的主編金鐘,也是改革開放後由中國走出來的一代中國知識分子,文革時被抄家,大家都好珍惜香港的自由」。蔡詠梅總強調,就是加入別人眼中的「反動雜誌」,她從不覺得自己特別勇敢:「與國內的朋友相比,我只是在很安全的環境中,享受香港的言論自由」。恐懼、壓抑,曾幾何時是連串政治運動下,內地一代人長久的精神狀態,作為過來人,她感同身受:「八九民運有一幕,給我印象很深,5月17日北京百萬群眾大遊行聲援學生,學生絕食瀕臨死亡,但我在現場,看不到悲情,而是一張張煥發着光彩的臉。」

「佔中後好多人被清算,國際也譴責,就算鄰國,面對不公義也要表態,何況是同一政權?」

學生在廣場的紀念碑前絕食靜坐,偌大的天安門廣場,變成了海德公園,聚集在廣場自由發表政見,她在六四後就曾寫過一篇文章:「中國是一座大監獄,把人壓抑得太久太深。」六四後被追捕入獄的中國著名詩人陳明遠,是首個公開支持學生的知識分子,他公開演說時這樣說:「站在天安門廣場,我成了自由的人。」香港學聯送帳幕,民主女神像聳立天安門廣場,包括劉曉波和侯德健在內的「四君子」,響應參加絕食……久違了免於恐懼的自由,令很多人包括蔡詠梅在內,一度相信人民必勝。

那種精神獲解放的冀待,曾幾何時瀰漫全北京。面對持久的民主運動,當權者害怕了,要以槍和坦克結束佔領,戒嚴部隊兵臨城下,北京幻變成由最喜到最悲的孤城。

屠城夜,北京市民以血肉阻攔,一切「見好即收」的反思,都成了事後的孔明,強硬派與開明派的一場博弈,以血洗京城告終,往後的大清算,換成民主的大倒退。只是,由六四到九七,以致今日的《逃犯條例》修訂,30年過去,在蔡詠梅心中,八九民運並無結束。

「香港人面對九七大限,六四前還會覺得專制政府正在改變中中國始終會變得比較民主,香港也會好,由始至終,香港的命運,就與中國的命運連在一起,關心中國就是關心香港」。近年有年輕人說燭光集會行禮如儀,六四是「鄰國之事」,蔡不同意。「佔中後好多人被清算,國際也會譴責,就算鄰國,面對不公義也要表態,何況是同一政權?到今日我仍相信華叔的看法: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

只是隨着時日遠去,有人堅持平反六四,更多人選擇遺忘,儘管早已不是記者,蔡詠梅這個內地出生、香港生活,與台灣又關係密切的香港人,仍選擇留守在香港這個家,繼續用筆桿紀錄所見,評點政局。「好多人話要移民……共產黨就是想換血,每個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選擇,但我不會走,為甚麼要走呢?」失望傷心卻不氣餒,平反好不平反也好,堅持做維園上的一點燭光,兌現不會忘記的承諾,早已是老香港的蔡詠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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