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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5月22日

世道人生:荒蕪中應運而生 - 李怡

「時代的列車在軋軋地前進,跨過了動盪六十年代,踏入人類歷史新的十年。……」這是我在1970年到來前,為《七十年代》月刊寫的「發刊詞」開頭兩句。

20世紀的60年代,是人類歷史極為動盪的十年。在美國,爆發令社會分裂、動亂的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甘迺迪總統遇刺,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遇刺,暴力團體黑豹黨出現,校園與大學城不斷爆發激烈的示威與警民衝突。大學生或激進或崇尚自由,而極少自稱保守。青年人若不投入抗爭,就陷入頹廢、吸毒、濫藥、迷茫。在歐洲,蘇聯入侵捷克摧毀了布拉格之春,也使蘇聯這個社會主義教父醜態畢露,西方左翼思想家和青年對社會主義的追求,從對蘇聯的失望轉而尋求中共批判「蘇聯修正主義」的合理性。法國規模龐大的學生運動,掀起西方世界反建制的熱浪。從歐洲到美國到日本,激進的反建制學運一浪接一浪。與此同時,人類踏足月球就帶來前所未有的科學願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從最初帶來「自下而上地洗滌上層污泥濁水」的這種浪漫幻想,到「破四舊」打倒所有舊文化舊思想,砸爛古建築古文物,鬥爭傑出學者、作家、文化人和各級當權派,種種野蠻殘暴手段層出不窮。文革的極左蔓延至香港,1967年的左派暴動,帶來社會前所未見的動盪,也使安享法治之下不理政治的市民,開始要在身份認同上作抉擇。法國印象派大師高更在一幅畫中詰問:「我們從哪裏來?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是我當時置身於香港左派陣營,又面對世界、中國、香港局勢的迷茫,時或引發的思考。

文革發生時,我已經進入出版界超過十年,在這十年裏,從白天編書到晚上自修,編寫自學叢書,我讀了大量中外經典。除了魯迅全集之外,在文學上對我影響最深的,是中國古典詩詞,和俄國19世紀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我至今都不大好意思自稱作家,是因為舊日閱讀產生的標準,使我對「作家」這稱號覺得高攀不上。我十分認同美國政治學者Russell Kirk的一句話:「現代人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矮子,之所以看得更遠只因為有偉大的前輩。」

文革把舊日巨人的文化革掉了,中華大地文化一片荒蕪,書店除了馬列毛著作之外,其他書籍都被當作「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作品毀掉或收藏起來。香港的左派書店也一樣。香港左派電影也從暴動前的興旺走向一片荒蕪。

隨着香港暴動無疾而終,暴動文化也走進死胡同,而中國大陸仍然處於鬥爭、毀滅的烽煙中。我感覺到左派群體缺乏文化產品的苦悶,不僅是港澳,而且在星馬一帶有一大批左派華文讀者也同感沒有讀物的苦悶。在本來為「反英抗暴」而設的出版社,我編寫了一些稍為溫和、說理的讀物,受到左派讀者群的歡迎。於是,我向左派領導提出辦一本刊物的建議。因為不是左派嫡系的出版物,不那麼僵硬地要求「政治正確」,較開明的領導人也就接受了。《七十年代》就這樣在左派陷文化苦悶的時代背景下應運而生。

廚川白村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對我來說,當時創辦一本刊物也是。1970,我3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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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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