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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26日

世道人生:我不是小說人物 李怡 - 李怡

當我回顧自少年時形塑的思想基礎,和六十年代的世界左翼思潮,也許會使今天的人覺得我在為當年的言行開脫。日本導演黑澤明在他的自傳中,從電影《羅生門》的主旨以及拍攝前後的體驗,悟出「人有本能地美化自己的天性」。我因他這句話而把寫自傳的事躊躇多年。開始寫時,我警惕自己不要落入美化自己的人性怪圈。但與此同時,我也不能為了避嫌而不清楚說出自己成長的社會背景,和當年對理想的追求。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的年輕人,在追求理想的過程中,天真、犯錯、不切實際、走歪路,都是會有的。但比之未長大已世故,年紀輕輕就現實功利,赤子之心還是較可取。追求理想的路即使錯了也不須後悔,畢竟是當時忠於自己的選擇。

昨天談到中國文革、香港六七,那時也正是西方社會風起雲湧的社運時代。中外的群眾運動表面上相似,但實質上截然不同。

相似的是群眾運動的非理性。勒龐說:「孤立的個人很清楚,孤身一人時,他不能焚燒宮殿或洗劫商店,但成為群體的一員時,他就會意識到人數賦予他的力量,這足以讓他生出殺人劫掠的念頭,並且會立刻屈從於這種誘惑。」「個人一旦成為群體的一員,他所作所為就不會再承擔責任,這時每個人都會暴露出自己不受約束的一面。群體追求和相信的從來不是甚麼真相和理性,而是盲從、殘忍、偏執和狂熱,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人一到群體中,個體就會願意用智商去換取讓人備感安全的歸屬感。」「群體人數的疊加只是愚蠢的疊加,而真正的智慧被愚蠢的洪流淹沒。對群體來說,也許最不合理的才是最合理的選擇。」

截然不同之處是,西方的群眾運動都是自發的,他們反建制,與建制力量及其價值觀對抗,出自真誠。席捲全球的反建制抗爭,即使在運動中出現領袖,這領袖也是暫時的,而且與掌權者無關。運動會延綿,直至建制力量作出政策的調整。運動在形勢有所變化後緩慢退潮。

參與抗爭運動的年輕人,自然要付出代價,但在文明、民主、法治的國家,通常對這些為了追求理想而破壞秩序的抗爭者,都會法外留情。

但文革就不是自發的,而是由中共最高領袖挑動和發起的。那不是群眾運動,而是運動群眾,是毛澤東利用群眾去進行的黨內權力鬥爭。香港左派暴動,是大陸的文革派將極左的「反帝」運動延伸到香港,由中共的港澳工委在左派中運動群眾而產生。與西方社運最清楚的區別,就是紅衞兵運動和香港左派暴動都在一聲令下,說收就收。被運動起來的大陸群眾和香港左派群眾,也付出殘酷代價。但他們不是為運動付出,而是為發起運動的領導者付出。

毛和中共文革派,利用群眾運動的盲目和易被極端感情打動的特點,製造大陸和香港的社會劫難。我那時未能分辨群眾運動和運動群眾的不同性質。

勒龐認為,「個體性格終其一生保持穩定性的例子在小說中才會出現。只有環境的穩定性才會形成明顯的性格穩定性。環境的突然改變、群眾運動的爆發,會使人的個性不穩定性顯現出來。暴民在群眾運動之前不過是些和平的市民。」

我當然不是他所指的小說人物。其實,好的小說也會塑造人物的不穩定性格。

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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