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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25日

流亡作家馬建難忘學運熾熱
中共全民洗腦 淪植物人社會

【六四30年】他記憶中的北京,或許是中國新生代難以想像的——數千位作家詩人的遊行隊伍,拉起橫額在面前走過。站在天橋上目睹一往無前的學生們揮舞大旗,在北京體育館衝破警察封鎖線,以彩色菲林定格歷史場面。1989年,流亡海外的中國作家馬建曾到北京採訪見證民運,六四屠城後他是少數敢以六四事件為題材寫小說的中國作家,要拒絕遺忘,他指關鍵在於個人不能逃避政治,「每個人的獨立意識裏面,要保存這個記憶,要有所反省。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到處都是政治,不要躲避包含政治的書。文學必然包括政治,因為政治在干涉文學,政治在試圖消滅文學」。他相信歷史總會有一個解釋,「守住天安門事件就守住中國人的道德和良知,隱藏這個歷史就是不存在道德也不存在人類的底線,也就是對大屠殺的重複和默認就要開始」。
記者:黃翠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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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的馬建生於中國青島,曾任職全國總工會記者,1984年辭任後曾定居香港,參與創辦專門出版禁書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1989年親身到北京見證民運,留在天安門廣場一個多月,目睹學生絕食抗議、北京市民圍堵戒嚴部隊場面。歲月遠去,但他從未忘記那年的熾熱氣氛,「1989年4月,我聽到胡耀邦逝世學生們上街遊行之後,就買了膠卷帶上照相機到了北京,天安門廣場到處都是學生,北京市民也都表情很開朗,互相打招呼微笑,像過節一樣」。

當年數千位作家詩人的遊行隊伍走過時,他正站在警察崗樓拍照,「有人認出了我,可能是余華的太太陳紅,大家在喊馬建,所有的人都伸出了勝利的手勢。我也向大家招手,那一瞬間,突然感覺到人和人之間是共通的」。他曾特地帶一些外地來的學生去飯館吃飯聊天,了解他們的心態和對學運看法,又笑言「在廣場我帶着毛筆墨水,隨時幫學生寫寫通知、大字報,因為他們的毛筆字都太差」。

「30周年了,我常常會絕望,但想到那人山人海,還是很讓人感覺到有希望……他們藏在內心裏的願望,總有一天會爆發。」

學潮當中,馬建曾採訪方勵之、周舵、劉曉波等人,「他們到薊門飯店開會,到統戰部大院開會,我就跟着去看,不是總在廣場上」。他一直認為自己當時不是參與者,而是旁觀者,北京之外還去了上海復旦大學等地,「目的是看看那裏的學生在做甚麼,也看了上海市委那裏的抗議絕食,也看了學生們在青島市委門前遊行抗議。年輕人對共產黨的不滿,對自由的渴望,讓你感覺到中國人還是有希望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紀念碑上拍照,滿滿的100多萬人,真看到了人山人海,從警察到和尚,全北京都動員起來了,我確實感覺到沒有政府監管,民間人和人之間是可以和平相處。從共產黨49年執政以來,這是唯一的一次真正的群眾自發運動,以後再也沒有發生了。」

5月28日,馬建回到故鄉青島,因為哥哥摔倒昏迷成植物人,「我聽到開槍的消息是看中央電視台的報道,記得播音員穿着黑衣服,我就在他病房裏面看到了電視,當時還是比較震驚,又看到我哥哥作為植物人躺在那裏,那種對記憶、對死亡,對肉體的聯想一瞬間感到很複雜,很悲觀」。後來他以哥哥的故事串通民運以至六四血腥鎮壓,寫下《北京植物人》(台灣出版為《肉之土》)一書,「天安門事件之後第二階段是全民洗腦,人人都要進行思想清理,互相揭發,每人都要寫檢查,表示你擁護軍隊擁護黨,然後說學生是動亂,每個人都要表態。如果你沒有表態,你不能上班」。極權治下,個人獨立思想隨時灰飛煙滅,「有一些人堅持了一年不寫,兩年不寫,我認識的朋友但是第三年他們還是要寫,為了回到電視台有個工作,真的是走投無路了」。

「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人變了,因為你必須是個奴才,才能繼續做記者或者作家,當時在廣場的幾百萬人民,沒有人敢再發出甚麼聲音或者偶然發出的聲音也非常微弱了。」他感嘆,中國的報紙、報刊、圖書館甚至大學,「你不會再查到天安門事件了,這種清洗非常可怕,因為每個人都缺了這段歷史,也缺了他的人生,他的情感,連他今後的性格和表達方式也都變了,人們的心靈都被歪曲了」。正如《北京植物人》書中所述,主角中槍昏迷十年,醒來時發現整個社會變成了「植物人社會」,對一切麻木。

1997年馬建到德國學任教,深深感受到兩國差異,「印象最深的就是,殺了一個猶太人,他的居所底下就是一塊銅牌,寫着他的名字,甚麼時候被帶走的。你看,柏林到處都是博物館,你再看看中國?」回顧過去,他認為中國人不斷面對歷史清洗,「從毛澤東時代就已經開始,不斷地運動,這個運動一過了你就不能再提,文化大革命一過了你不准記住,我們的數字1、2、3、啪!5、啪!7,沒了,你1964出生的就很麻煩,生日都過不了。你讀《1984》覺得很可怕,你就生活在其中」。

上星期逾850年歷史的法國巴黎聖母院遭受大火重創,多國領袖表示痛心,但在中國卻有人重提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一事,甚至幸災樂禍形容大火是天道輪迴。對於國人被逼迫出來的特性,馬建早已看得透徹,「911的時候我們親眼見過多少人掉淚甚至之後又有多少人難過得活不下去自殺了。中國人歡呼:這是我們偉大的勝利呀!那麼多美國人死了今天要放假。這種麻木導致了,除非你殺了他爹,他才會成為一個反對者、覺醒者,不然照樣在微博還是一個毛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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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門事件後中國人變了,你必須是個奴才,才能繼續做記者或者作家,當時在場的幾百萬人民,沒人敢再發出甚麼聲音。」

九十年代中期,馬建移居英國,到2011年8月,他與家人回京探望當時88歲的母親時,被中國政府禁止入境,自此成為流亡作家,當時他受訪表示,被禁可能全因曾於媒體上談及天安門事件,以及描寫六四事件的小說即《北京植物人》於港、台出版。

每年六四馬建也會行動,「我在10周年、20周年等寫了很多文章,25周年時我去了馬克思的墓,用七千萬共黨員(意指中國)的黨旗把他的墓碑包了起來,那是鮮血染紅的」。港人每年悼念六四,他認為出席者不僅僅表達對內地同胞的同情,而是對自己生活的不滿,表達厭惡極權專制,「對自己將要變成那個社會的恐懼,是他們參加主要的一個原因」。不過,近年六四集會越見分散,傳承記憶會否越見艱難?「那麼現在面對這麼大的一個問題,分化、瓦解不重要,關鍵是在每個人的記憶裏面,每個人的獨立意識裏面,要保存這個記憶,要有所反省,反省的方法不一樣沒關係。」

馬建認為文學必然包括政治,「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到處都是政治,我們不要躲避包含有政治的書;難聽點,空氣都是政治」。他相信文學令歷史更接近真實,證明人民心靈所受到的傷害,「文學有甚麼好處呢?過一百年你讀狄更斯你也能讀到那個時代每個人物的想法,每個事情發生,每個人在幹甚麼。文字是永遠的」。

歷史不會無由來地發生,馬建認為,當年人民自覺地走到廣場,就是要尋找民主和自由,「這是非常寶貴的,因為這是人的骨子裏最需要的東西,所以我對天安門事件30周年了,我常常會絕望,但是想到那人山人海,還是很讓人感覺到有希望……他們藏在內心裏的願望,總有一天會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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