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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4月17日

世道人生:縱觀父親一生(李怡) - 李怡

1950年我14歲時,父母離異。我少年時對父親多變的感情生活,曾經幼稚地頗不諒解,因此儘管我們一起住在香港,相處時間很長,但父子很少懇談,談話中也沒有觸到他的過去。近十多年有些書出版,記載了前事,引起我的聯想,也懊悔沒有在父親生前與他好好談他的經歷和體驗。

從一些記載來看,父親年輕時應該是有理想的熱血青年,左傾、愛國、熱心公眾事務。30年代有聲電影出現,當時的南京中央政府為推廣國語,想要禁制粵語片,香港就發起「粵語片救亡運動」,1937年,父親以香港華南電影協會秘書長身份,到南京請願緩禁粵語片。七七抗戰爆發後,父親帶領攝影隊到廣州拍攝日軍空襲的悲慘場景,以喚起香港人的抗日意識。1940年父親把他的五弟和三妹送往桂林找尋中共組織,輾轉前赴中共抗日根據地延安。差不多也在那時候,父親離開香港的家,去桂林投入抗日文藝宣傳活動,而媽媽就帶着我和姐姐,前往上海在尚未淪陷的租界生活。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各租界也成為淪陷區,我們的生活陷困境,而父親大約在桂林也不太得志,於是輾轉到上海與我們重聚。

父親在汪政權下改行做生意。1945年,有迹象顯示他遭日偽通緝,於是全家連夜逃難到國民黨管治區。戰後他通過國民黨的關係往東北接管電影院,我們就移居北平。多年來在戰亂中轉徙,他為生計從事多種行業,不得不與社會各式人等周旋,免不了有許多複雜關係。

1948年回到香港,他重拾影事。在左右分明的影圈中,他從一開始就是鮮明的親共左派,因為多年來他心中最重視、主導他言行的,是他的二妹,即我的二姑姐李麗蓮。

李麗蓮1930年同父親在上海影劇界並肩出道。1937年她同江青一起奔赴延安。在延安與共產國際派駐中共的特派員德國人李德(Otto Braun)結婚。李德1939年奉命返蘇,姑姐與他的婚姻關係也告終了。但憑李德的關係,可能還因為江青,她一直活躍於中共上層。她後來告訴我,那時常常跟毛主席打麻將。中共建政後,她任全國婦聯秘書長。

我的三姑姐李慧蓮到延安後,在延安「搶救運動」中被鬥爭而自殺。二姑姐可進出毛澤東居所,卻未能對妹妹的困厄處境有所幫助。到1955年《戲劇報》對父親的抹黑,她當然也無法置一詞了。二姑姐在1965年去世,逃過文革劫難。

父親一生雖多波折,但從青年到老年,愛國與親共卻始終如一。中共在香港的領導者,固然籠絡他,利用他,但其實一直在懷疑他。晚年父親幾乎所有在大陸的親人都沒有同他聯絡。最可以接近的是我,而我卻忙於工作與他聯繫不多。我當時可以說是左派的紅人,其實我在中共黨幹眼中,即使在當時,何嘗不是被視為可以利用的角色?何嘗不是也被懷疑呢?

1980年,我訪問老報人徐鑄成,他在國民黨時代辦《文匯報》受到迫害,中共建政後又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說,我明明是跟共產黨走的,卻說我反黨,不僅肉體被折磨,而且人格受凌辱,親戚鄰里甚至子女都要跟他劃清界線。他說,開始時一想起來就一身冷汗。但後來看到國家主席劉少奇都被打倒,也就無所謂了。

這是最無奈也最悲涼的一句話。在甚麼都是對敵鬥爭的思維下,所有領導者、所有黨員、所有親共人士,都是被利用的,也都是被懷疑的,任何人都可能有一天被當作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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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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