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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09日

農村「邊緣人」缺乏支援

何為良現時在村裏做蜂蜜生意。

中共建政後,法律雖無明文禁止同性性行為,但當局常以雞姦罪與流氓罪對同性戀者作處罰。1990年代起,有關同性戀的文學創作與理論研究在民間出現,1997年中國刑法撤銷流氓罪,性社會學家李銀河稱之為「中國同性戀非罪化元年」。內地自此在法理上已接受同性戀,但農村社會仍視之為有違常理。獨立性別研究學者黃海濤指出,同志在農村環境中較難接觸同類人,民間支援及醫療資源不足,是「階級、性向上的雙重邊緣人」。

黃海濤指出,以往農村同志在生活中,缺乏同類朋友,在媒介上看不到相關議題,「隨大流」結婚生子的案例存在不少。但近年同性戀進入公共話語領域,主流傳媒開始正面報道,農民也有手機、電腦接觸資訊,帶來身份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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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婚壓力大 無奈做「兩面人」

但黃特別提及,現時民間組織、基金會項目集中在城市,醫療、心理服務去不到偏僻之地,「對農村同志的支援可以說是沒有起步」。而最大的難處在於農村人口分散,「連發現這群人都很難,不像在城市人口密集,搞個講座隨時成百上千人響應」,他認為互聯網是一個出路,令接觸農民工、流動人群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雖然改革開放後已有大量農民進城打工,但他們地理上距離農村遠,精神上仍與家庭聯繫很強,所受催婚壓力大,很多不得不做「兩面人」。至於一直生活在農村的同志,其身處的環境比城市更不友善,他近年發現,有同志情侶以兄弟之名避嫌,公開稱如自梳女般終身不娶,策略性地開闢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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