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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3日

中共是中國企業的體制性風險
(時事評論員 沈舟) - 沈舟

華為公司財務總裁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引起世界對華為產品安全性的再度關注。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安西普稱,很擔心中國政府要求科技企業與情報部門合作,如通過安裝「強制後門」以得到加密數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回應說,這種猜測非常荒謬,因為從來沒人提出有說服力的證據,證明華為是如何影響了他們的國家安全,中國法律法規沒有授權任何機構可以強迫企業安裝「強制後門」。

發言人可能忘記或者有意忽略今年7月英國監督機構「華為網絡安全評估中心監督委員會」的第四份年度報告。該報告稱,「發現了華為工程流程中的缺陷,暴露了英國電信網絡面臨的新風險」,並「給英國國家安全帶來風險」。《華爾街日報》隨後報道,華為發聲明承認此番監督發現了該公司工程流程中有待改進的一些領域。

發言人所說顯然掩飾了一個關鍵的體制問題,在中國,實際上不是法律如何授權政府作為,而是政府(黨委)可以操縱法律如何作為。對這個體制性問題,西安律師段萬金曾質疑:美國聯邦調查局以國家安全為由,要求蘋果公司提供iPhone開鎖密碼遭到拒絕,但如果中國國安部門要求華為配合收集用戶個人信息隱私,華為「有法律依據抵抗嗎?他們有司法機制抵抗嗎?」如此又如何能讓使用華為產品的其他國家公民有安全感呢?

在最近召開的G20峯會上,習近平強調,要堅持「規則導向,為國際貿易健康發展提供穩定、可預期的規則和制度環境」。然而,一黨專制的中國,黨國一體,黨的政治權力高於法律效力,規則導向必須服從黨委導向。曾在香港中聯辦工作過的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強世功明確說過,中國憲法「不享有最高法律的權威地位」,在中國憲政秩序中發揮更大作用的是中共這個「事實上的主權者」,而黨章就是中國的「隱秘性憲法」。

企業被一黨專政裹挾

可見,國際社會多年來詬病華為產品可能隱藏有「強制後門」或者「特洛伊木馬」,其實就是對中共以「隱秘憲法」統治國家、管理社會和企業的擔憂。然而,隱秘者,非法也,法律的一個重要屬性就是公開性。公元前536年,鄭國宰相子產將自己所制訂的刑書(法律)鑄在鼎器上,開創了古代公佈成文法的先例。當時反對鑄刑書的人說:「先王議事有制,不為刑辟,懼民有爭心也。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法律的公開性,導致了普通老百姓有法可依而且可以抗辯。在中國,一黨專制,不允許實際的反對黨存在,也不允許有批評共產黨的「妄議」存在,黨以名為「隱秘憲法」、實為黑箱操作治國,其「威不可測」的政治權力如何能讓其他自由民主的國家放心?

今年上半年,另一家通訊巨頭中興因涉及違規出口伊朗產品被罰款數億美金,有中國官媒指摘中興是「因為違背契約精神而必須買的單」,如果不是中國政府出面挽救,結果更不堪設想,並告誡中興,「要有國際範,不要當巨嬰,不要用商業利益來裹挾政府」。其實,是中共體制這個政治巨嬰裹挾了中國企業,無法可依,無誠信可講,使中國企業在國際社會要麼為虎作倀,要麼替中共背黑鍋。中共體制不改,中國企業面臨的政治風險難消,要成為國際模範談何容易。

沈舟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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