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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02日

世道人生:金庸與我(李怡) -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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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為大。一位蜚聲華人世界的名作家之逝,這兩天可說頌揚之聲響徹香江,各類相識的、不相識的或近年才攀關係的,都發聲了。我本不擬再湊熱鬧,但昨天年輕朋友Nora轉來網絡年輕作家盧斯達一篇文章,Nora附言說:「金庸先生和你是好友嗎?希望不要介意我share這篇文章,今天看完後反思良多。我事前都不清楚這些事,如果屬實的話,我覺得他在不同階段選的路,好像是你的完全相反。」

我看了這篇文章,並回覆她:「算是認識很久。盧斯達說的都是事實,我了解更多。你的想法也恰當。」她再覆我:「我覺得真是可惜呢,這麼有才華的人,後世(特別是年輕人)提到他時總避不了要提起這些觀點,他一路寫作遠離政治就好了。」

盧斯達的文章開頭說:「才子聲名鵲起,又涉身於傳媒,政治自然就會找上門。很多文藝菁英或學術翹楚,最終都無法守住,半推半就或者一心求政治的事功。」接下來就講到金庸在1981年與鄧小平見面後的保守言行,其中特別提到他1999年所說的:「新聞工作者的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

我同金庸認識數十年,雖交往甚少,受他的影響卻甚多。中學時期就讀他以姚馥蘭筆名寫的「影話」專欄,溫馨好看又知識豐厚,其後讀他以姚嘉衣筆名在《大公報》的專欄,追讀他在報上的武俠小說連載,看《明報》社評。我的中文基礎,從他的通俗流暢充滿文字魅力的文章中得益不淺。他的作品改編電影的第一波粵語片熱潮,是我建議我父親李化的峨嵋公司開始的。

60年代在難民潮、「寧要核子,不要褲子」的中共國策,特別是文革和67暴動中,《明報》的報道和金庸的社評,與當時的左派輿論是對立的。我站在他的對立面,稍稍參與論戰,但他的文章顯然更有說服力。我當時與《大公報》有獨立思想的編輯私下談論,也覺得他以一人之筆,可以說是橫掃千軍。

1981年與鄧小平會見,是金庸在政治上向中共回歸,而我正是那一年與中共關係割離。二人走了相反的路。其後他在反對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上,寫的社評還是很有份量的。直到中英簽署了《聯合聲明》。次年,他受邀參加中共的《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記得他第一次去北京開會後回港,寫了「參草漫談」,大意是:香港97後只要維持法治、自由就好,民主非必要且有害。這是否他從北京得到的訊息?我在《信報》回應,大意是:香港的法治自由,是源於宗主國英國的民主的保障;97後換了沒有民主的宗主國,香港的法治自由如何保障?金庸沒有回應,卻突然邀我為《明報》寫專欄。我婉拒。從那時起,到他退出《明報》後的言論,民主都不是他的選項。我的評論一直與他意見相左,但無礙見面仍是朋友。

金庸回歸中國政治後的轉變,太多讓人皺眉的事,「雙查方案」、「解放軍頌」只是其中一二。他的轉變對我後半生的影響也很大。因為我看到,一個寫一手好文章的人,論政就好了,參政真是不適宜,政治醬缸不是給書生們混的。至於辦傳媒,因參政而讓媒體這公器變成私用,亦有違媒體道德。我多次拒絕「政治找上門」的機會,永遠選擇與政治權力保持距離,並永遠採取對權力置疑的理念。這不能不說是從金庸的行事帶來的警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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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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