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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9月25日

影壇人物:
柏林影展最年輕導演 
山中瑤子反擊日本羊群文化

東京東中野的獨立電影戲院Porepore的店長說,已很久沒這麼「爆」過──9月1日晚上9點場,太陽未落山門票已全數售罄,臨時追加10點半超級夜場亦引發搶飛潮。影院內外貼滿這部名為《Amiko》的電影海報,另有A4紙直接印上「音樂教授」坂本龍一的評價:「久違的爽朗日本電影。怎麼說呢,看完後留下的感覺就是清爽。此外還有年輕。」
9點入場,全場滿座,另後面追加摺凳、側邊加樓梯席,無位坐的再加企位……大小僅約半個百老匯電影中心影院的空間,最後竟塞進逾200人。
幕起,緊急通道燈熄滅。這部由山中瑤子──柏林影展史上最年輕導演執導的電影開場。
撰文:楊天帥

我對日本有太多不滿

電影《Amiko》去年拍成,今年3月曾於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港譯名為《傲嬌少女愛作戰》。影片講述主角Amiko遇上同學Aomi,她眼中一個對世俗躁動不滿、聽Radiohead的少年。直到某天Aomi突退學搬到東京,只為與一個惡俗的、象徵大眾文化的前輩同居,出於對Aomi、也是對自己的困惑,Amiko按捺不住,隻身從長野到東京,要跟Aomi攤牌。
一個高校女生的戀愛故事,卻又隱含某種強烈的批判。《Amiko》得到國際電影界的認同,登上世界各地多個影展的銀幕,獲得獎項包括光TV大獎(Hikari TV Award)、日本PIA影展觀眾大獎等,今年2月,它躋身柏林影展「青年導演論壇(Forum)」單元,令這個年僅21歲的短髮女孩成為該影展史上最年輕的參展導演。
有人拿山中瑤子與80年代日本獨立電影浪潮比較,有人說她是日本電影新一代明星。怎說都好,談山中瑤子,似乎總離不開「日本」二字。山中瑤子本人又怎麼看?
「我對日本有太多不滿。」她說。
如果她對日本沒不滿,就沒有《Amiko》這部電影。

校園生活很無聊

山中瑤子1997年生於長野。父母管教極嚴,小學時的山中瑤子連電視也不許看。或許正因無事,她常常思考。不是愛思考,而是無法停止思考。6歲時她與父母吃飯,甚至已想:眼前這對男女究竟是否還愛對方?
「彷彿身邊每件事都在對我說話,思緒不斷在腦袋運轉,想停也停不了。」
不斷思考令她建立極強的自我意識。日本學生有課後參加「部活」(類似課外活動)的慣例,山中瑤子卻因為受不了學會中的階級關係而絕少現身。有一段時間她喜歡繪畫,但很快又發現家長和老師不是期待她的畫,而是期待她的作品符合某套規則:小學生的畫要有童真、中學生的畫最好是素描……為甚麼非得如此不可呢?她不想逢迎成人的想法而失去自己,入讀高中後她便甚少執起畫筆。
「我不覺得自己怪。我是正常,其他人才是怪……怎麼大家都不會好好思考,安於每日重複一模一樣的生活?」
恰好她的美術老師此時出現。這位老師求學時代也是個和體制格格不入的人。得知山中瑤子愛看電影,他就介紹她看佐杜洛斯基的《聖山(Holy Mountain)》。佐杜洛斯基是誰?Cult片祖師爺。雖是1973年的戲,卻充滿連2018年的觀眾也難接受的內容:疑似耶穌的男主角、點屎成金的大師、收藏少年陽具的警察、生產軍火的企業家……cult到山中瑤子要背着家人偷看。
「但它同時讓我發現,原來電影可以有任何可能。」
此後她成為Tsutaya影碟店的常客。Cult片猛片經典,一部接一部品嚐。也經常獨自坐幾個鐘頭巴士去東京的獨立影院看戲,曾試過喬裝18歲以上,只為看三浦大輔執導的三級片《愛之漩渦》。
高中畢業後,她進入東京日本大學修讀電影。以為找對了路?4月入學,5月她已經同父母講想退學。
「明明大家都應該是想拍電影才入學的,但好多人既不看電影,又甚麼都不知道……老師也是一樣,日本的大學與其說是做教育,不如說是搞買賣,大多是為賺錢的。我沒有遇到真心想育成好導演的老師。」

日本人的「閱讀空氣」

此後半年,她不上課,白天睡覺,晚上醒來,只吃便利店快餐,有時徹夜在東京走路,試過一夜行走10公里。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一年,之後她想到自己拍電影,寫下的劇本就是《Amiko》,那一年她19歲。
「為甚麼喜歡她?她不就是大眾文化?」電影中Amiko有這樣的對白。這話很容易理解為中二病少年對主流文化的反叛心態。然而山中瑤子說,她不是討厭大眾文化,而是討厭人們不加思考就接受這種文化。山中瑤子說,日本人太懂得「閱讀空氣」(空気を読む、類似察言觀色的意思)。從好的方面看是處事圓滑世故,壞的角度卻容易變成羊群心理,人云亦云。
「所以我的疑問是,大眾文化真的是大家喜歡的嗎?我倒覺得不感興趣卻投身進去的人很多。」
這可謂她對日本的最大不滿:太多人對自己、對身邊的環境、對社會,都處於停止思考的狀態。人們放棄做人,甘願成為社會的齒輪。
山中瑤子筆下的Amiko,就是對這種文化的大反擊。這女生千里迢迢,只為跟一個從未相戀、甚至從未說過喜歡她的男生「講清楚」。有甚麼好講呢?別人眼中這大概很唐突,唐突到令劇情有點荒謬。然而為甚麼不可以?不清楚就問,不滿就一拳抽過去。Amiko就是這樣的女生。山中瑤子認為,人應該這樣才是對的。
「日本社會的最大缺點是大家都不想負責任。像一家公司,有些改變明明是好的,但就是沒人肯做,為甚麼?因為大家都不願意負那個責任。」
某種意義上山中瑤子拍攝《Amiko》的過程,本身就是對日本社會規行矩步的反抗。這部電影製作上的每個步驟幾乎都反傳統。
首先山中瑤子刻意地「反成人」。這部電影的製作團隊一個超過20歲的人也沒有,無論台前幕後。
「我不想任何成人參與這個計劃。在長大的過程中,我一直不相信成人,包括我的家人。」

兩萬港紙拍長片

在東京拍攝時,由於沒有申請批文,只能一邊被趕一邊拍攝。她人脈不豐,攝影師是在Twitter認識的,主角是在社交媒體找來的。拍攝過程中,就算最人強馬壯的日子,也只有5到6人;最少則只有3人﹕拍攝的她、一個錄音師和女主角。此外,由於資金不多,她又沒上學,不能向學校借攝影器材,因此只能用朋友價值不到4,000港元的單反拍攝。演員一律無酬,只有車馬費;連前度的人情卡都碌埋,要他做臨記(飾演一個在街上叫嚷的瘋人)。最終整部電影製作費不到2萬港元,當中4,000用來修理她拍攝時撞壞的汽車。
無人無物之餘,更大問題是欠知識。退學的代價是山中瑤子的電影製作技術不足。雖說是導演,但她坦言在製片隊伍中,最不懂得拍電影的就是她。
「我確實看了許多電影……但實際上現場到底是怎樣運作,我只能透過想像去猜。」

成名後的現在:中餐館散工

拍攝現場對導演即時判斷的要求,常常令山中瑤子處於繃緊狀態。
「到底決定是對還是錯,我也不知道。有些時候,一些鏡頭改來改去,到最後卻發現原來一開始才是最好的。」
然而她也知道自己擁有甚麼:從小到大一直擺脫不掉的思考,還有拒絕人云亦云的態度。如今回想,山中瑤子覺得這部電影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塑造了Amiko這個有別於絕大多數日本作品的少女角色:她不可愛、不文青、不溫馨、不感傷,不開心就滾地,生氣就大叫,憤怒就一拳打在別人臉上。
Amiko一點都不日本。
「有些人說看不懂這到底是甚麼,我認為這是一件好事。」
電影發表後即成功打入PIA影展。那是日本最早的影展之一,成立至今41年間發掘了不少著名導演,包括香港人熟悉的是枝裕和、園子溫、河瀨直美等。2017年PIA影展大獎的17個候選導演中,有山中瑤子的名字。
今年2月的柏林影展自是另一個創舉。自那之後,山中瑤子平均每月一次到外國參與影展。
其餘時間,她在赤坂見附一家中餐館打工。這份工作她已經做了3年。
我說,都已經能去柏林了,回日本卻去捧餐,那不是很可惜嗎?她說,那又怎樣?可不能靠獨立電影開飯。縱獲國際認同,《Amiko》要走入日本商業影院卻可謂難過登天。一來那叛逆態度是否為主流觀眾接受是個疑問;何況各種制度也在掣肘獨立電影主流化。比如山中瑤子說,電影要有映畫倫理委員會的審批標誌才能在大影院上畫,但《Amiko》那種無申請的游擊式拍法,估計不能通過審查;更何況,審查費動輒數萬港元,比她整部電影的製作費還昂貴。「做這些事,無着數喔。」
山中瑤子不想入電視台,也不大想進電影圈從低做起。她想繼續拍獨立電影。做中餐館幫補生計,她沒怨言。
又或如果有機會,離開日本,到外地發展。
「最近其實我思考很多政治。拍電影前,我以為自己的痛苦與政治無關。拍完後我漸漸發現,正是政治的錯誤令社會氛圍變壞的。我們年輕人總是因成人的決定受罪,你看兩年後的奧運,大家都被叫去做義工……時間寶貴,為何非得去做意義不明又無錢收的事?」
「拍電影是不是可以改變這種狀況呢,我也不知道。」
你想用電影改變社會?我問。
「如果改變不了,那就要離開日本。實在不喜歡現在的日本啊,可以的話,還是想她向好的方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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