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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25日

文化人物:
記者光環 鄭萃雯(方俊傑) - 方俊傑

鄭萃雯在大台堅持了11年,終於因為育兒選擇離開,但她說「仍然很喜歡當記者」。易仰民攝

鄭萃雯於去年夏天離開無綫電視新聞部。人們只記得她的主播身份,事實上,離職時,職位是高級記者。做主播,有光環;做記者,好像沒有。鄭萃雯不以為然。即使現時轉為醫療公關公司擔當幕前工作,骨子裏,依然是記者,採訪為主。出新書,是寫孩童醫療心得,不是八卦新聞室的是非。
我說:「很蠢啊。」「蠢?沒有辦法呀,之前只做了幾個月實習記者,當了4年主播後才轉做記者。是要用多點時間去洗掉花瓶形象。」搞錯了,我是指有主播不做走去做記者,很蠢。「到現在,回想,也覺得當日的決定正確,完全沒錯。」甚至覺得現時的傳媒氣候看似黯淡,只有一班毫無社會經驗的年輕人進進出出,對行業前景破壞極大,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入火圈,為整個大氣候的改善出點綿力。傳媒似圍城?城外的人想衝進去,城裏的人想逃出來。只希望這座城最終不會倒下來。
是要有多點像鄭萃雯的蠢人。

主播與記者

正式將主播明星化推上高點的,應該數趙海珠。一個新人,因為漂亮,入職不久便坐上6點半新聞報道的主播枱。那時,鄭萃雯正就讀大學新聞系。想當個主播也理所當然。「我是一心想做記者」。
因為劉嘉玲。2002年,《東週刊》刊登了劉嘉玲被綁架拍下的裸照。事件引起社會對新聞自由和公眾知情權的爭議。改變了鄭萃雯的選科打算。「我本身讀理科,成績算可以,可以讓我選擇有關醫療或者生物的學科。結果,報讀大學課程的頭三個志願,全部是新聞系。除了關心自己的發展、前途和賺不賺到錢,對社會,也要有點責任感吧」。
責任感不能拿來吃飯。在無綫當實習記者的最後一日,新聞部主管給她一份兼職,開台不久的收費新聞頻道有個主播空缺,每朝由清晨5點報新聞到下午1點,一星期出鏡3日。想了3分鐘,鄭萃雯答應。「我不是出身於大富之家。家人負責學費,我要負責自己的零用,突然有份工作在面前,很難推卻」。是很實際很實際的理由。「何況,那時根本沒有考慮過主播跟記者在本質上會有甚麼分別。」
誰知,做主播,一做做了4年。每一年,一有機會,鄭萃雯也會向上級反映,希望轉做記者。「在新聞部,主播坐一邊,記者跟採訪主任坐另一邊,中間只隔住一組半個人身高的櫃桶。你會聽到記者們在大嗌在跑來跑去。望住那邊,有很多出色的記者,會很想走過去跟他們一齊。
「假如整個新聞行業是一部大機器,主播是負責報道出去的最後一個環節,可以左右整件事的能力不高,很多過程無法參與,不能理解中間的奧妙。我想更加投入。」即使,鄭萃雯已是主播界的新星,又被視作另一位女神級。「光環毫不緊要。所謂主播光環,不同人有不同選擇,可能有人貪圖名氣,或者志在賺錢。錢對我來說也很重要,但我會更加替幕後同事不值。大家看新聞,兩分鐘內,可能看完便忘記,但背後全賴記者、攝影師、剪片的精密合作。」鄭萃雯的丈夫是位新聞攝影記者,看着她的神態,你會很明白。
4年後,終於等到有記者空缺。鄭萃雯得償所願,二話不說地。時為2011年,主要負責採訪醫療新聞。像兜了一個大圈。

記者與母親

去到,才發覺最好的時機已經離開。當年被仰望的前輩,一個一個離場,不要說沒有機會好好學習,鄭萃雯其實還是新手記者,卻在不知不覺間已被晉升成中層。「好多前人走,好多新人來。我在邊做邊學,還未確定自己的能力,已經被迫要教導比我還新的一代」。
經驗可以累積出來。自由不能。框架一日一日被收緊,坐在冷氣房的主播可以選擇視若無睹,走上前線的記者只能硬食。「管理層當然有管理層的想法,我們做記者的,只可盡力而為。外人看不見,令我們出外採訪時遇到很多困難;所有記者反而一條心,寫了出來的,如果給上司無理刪除,我們真會據理力爭。失敗,也試過一齊相擁痛哭。試已經試過,總算無愧於心」。
捱到去2014年佔中。又走了一批精英。「那是氣壓最低的階段,留低的同事,團結度更強,覺得一定要繼續留低,爭取需要爭取的東西。你們打開電視,看到的,可能覺得是另一種畫面」。鄭萃雯是留低的其中一個,直到17年。「你說轉工的打算完全沒有被影響,是不可能。做記者,可能有大部份時間都很痛苦,但只要有半篇報道有迴響,有成功感,對社會帶來少少貢獻,又會覺得很足夠。整個大氣候,整個行業,的確各有問題,不算理想。是否代表沒希望?沒救?我又不認同。我可以百分百地宣佈,我仍然很喜歡當記者」。
只是,在電視台當個記者,要接受輪班制度。丈夫在同一機構任職,有時一個早更,另一個通宵更,互不相見,悲慘程度一如遠距離戀愛。問題畢竟需要正視。「懷有身孕時,發現是孖胎,已經有人勸我轉做兼職。我還堅持。工作跟人生不一定有衝突啊,捱得過頭3年,捱到囝囝入讀幼稚園,便一切如常啦」。
每一日,送小朋友去外家,夜晚才接回家。有時,無法遷就時間,被迫跟兒子連續分離好幾天,才終於接受現實,明白父母二人總要有一個的作息時間較穩定。「我很愛我的工作,可能在事業上還有一些目標想達成。我先生也一樣。他的為生能力在攝影,我讀過點書,是否有較大本錢轉去另一個範疇?」夫妻共識,鄭萃雯依依不捨地離開效力11年的新聞機構,轉去職業訓練局打寫字樓工。非常穩定。
穩定了兩個月。

穩定與使命

「我怪,打寫字樓工,非常不習慣。不習慣公司太寧靜,靜到好像不可以開聲說話。對我來說,這份穩定,很陌生,很難適應,很辛苦。」離開無綫新聞部是為求穩定,還是不敵使命。新工作有點似原先的記者,又有點似中介人,推到最遠,反而最接近未接觸新聞行業時的喜好:醫療。「兒子半歲左右,濕疹情況不受控制,我無法進睡。日日上網找尋資訊。網上有太多資訊,甚麼是真,甚麼是假,不同派別有不同信仰。我做新聞,目的就是求真相。有疑問,會親身找醫生查間。對其他媽媽來說,接觸到專科醫生,卻不是容易的事。」
角色似為鄭萃雯度身訂做。一:她做了醫療記者多年,有基本知識,最重要是有人脈。二:她是個母親。25歲結婚,29歲生育,是個名副其實的現代港媽。「這次轉職,想了一個星期有多。我發現自己是個要有使命感才生存到的人。有媽媽真會私信給我,將病歷清清楚楚的跟我分享,把我當作一個用來傾談心事的樹窿。就算作為樹窿都會有滿足感,何況我還確確實實幫助到他人?」
鄭萃雯說,新一代的港媽,進步甚多。「以前,有很多虎媽,去得很極端,才發現行不通,小朋友會好痛苦甚至想自殺。我們這一代,多數是知識型,不會盲目聽取他人意見,也不會隨便相信所謂專家或權威,反而會發掘很多資料,有自己一套想法」。如果真有想法,其實是否應該索性不生育?在香港。「身邊有很多朋友,選擇放棄生兒育女;不怕的,也早早盤算移民。是否完全沒有下一代,就一定是好事?小朋友的價值觀,很大程度取決於在教育的過程中如何被塑造。我希望自己培育到他們成為正直的人,就算個社會不太好,我用自己少少的力量去讓世界變好一點」。
咁就慘。在香港,要做一個人已經不容易,還要做一個正直的人?正直的人多數活得不快樂,賤格的人才愉快。「是很困難,也要做呀!我慶幸自己選擇了記者一職。單做主播的話,層面畢竟比較簡單;記者的思考方法總不會太單純。做了記者這麼多年,得出一個結論:做人,其他人怎樣看待自己是重要,但最重要始終是自己如何看待自己的價值。而自己重視甚麼價值,只有自己才會知道。」
鄭萃雯是有點介意被人認為蠢。其實,又不是太介意。

後記:A Better Tomorrow

我說鄭萃雯蠢,潛台詞是其他同業明顯比較聰明,比較懂得善用主播的形象、名氣和技能,以上種種,似乎都比當一個記者來得值錢。25歲便結婚,29歲做媽媽,以明星的準則來衡量,也未免太早,白白錯失了供粉絲幻想的空間。鄭萃雯卻說自己天生幸運,所有事態發展也好像早早被安排,由一個理科學生變成一個新聞從業員再從事跟醫療有關的工作,過程中,沒有委屈沒有勉強。「我先生其實想再早一點有小朋友,我已經推遲了」。
然後,她跟我說,最近,看過一條網上廣告片,令她大表認同。短片中,鍾景輝說:「I know the world has let you down, but that's not a reason to give up. If we choose to lose our hope today, how do we deserve a tomorrow?」樂觀積極,永不放棄希望。Sorry,unfortunately,同一條短片,我只留意到吳卓羲口中的英文。更加悲觀。想下一代好,還是帶他們移民比較穩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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