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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23日

世道人生:禍與福
(李怡) - 李怡

拙文〈後發優勢抑劣勢?〉提到2003年旅澳洲學者楊小凱的預見:在不改革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技術帶來的經濟發展,只會助長政府的機會主義;政府和官辦企業利用特權,與民爭利,損害社會利益。非但私人企業無法發展,政府和官辦企業也必然貪污腐敗橫行,國家的整體活力被蠶食!
楊小凱的先見之明令人吃驚,完全講中今天中國的狀況。1986年獲諾貝爾經濟獎的James Buchanan在2002年說:「我認為現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研究是楊小凱所做的。」
1968年,年僅19歲的楊小凱,在長沙以一篇題為〈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被判刑10年。1979年出獄後在湖南大學旁聽一年,次年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三年後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83年獲旅美經濟學家鄒至莊推薦,留學美國普林斯頓大學,1988年獲博士學位。1990年被澳洲Monash University聘為終身教授,後成為經濟系首席教授,1998年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可惜在2004年肺癌去世。雖英年早逝,短促生命卻成就非凡。
1979年以一個中學學歷的出獄者,幾年就踏上輝煌的學術旅程,是否有點不可思議?關鍵之處幾乎無人想到,原來是拜文革十年牢獄之賜。
1968年,中國大中小學都停課鬧革命,絕大部份教授、老師都被送到監獄或關押在「牛棚」。楊小凱在監獄遇到各式各樣學富五車的知識人,他拜二十幾位教授為師,十年裏精研英語、數學,熟讀《資本論》,做了5、60本讀書筆記,打下堅實的學問基礎,更重要的是培養了獨立思考和不斷鑽研的精神。
「禍兮福所依」,楊小凱坐牢因禍得福。至於在監獄外的「廣闊天地,大有所為」的紅衞兵們,即使從「停課鬧革命」轉為「復課鬧革命」,中學、大學所教的都是「革命」:沒有教師,即有也不敢教革命之外的真正知識。
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說:「我深感十年文革,毀了我們一代或幾代人,幾乎成了文盲,當然這只是說我,我們的領導還都是博士碩士。」不過,現在大陸的所謂博士,就像胡適以前說「不要兒子,兒子自動來」一樣,官場需要博士時,大學自動送博士來。
文革期間的中學生現在到掌權的時代啦。從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掌權者,都是胡德平所說的「幾乎成了文盲」。大陸網民翻出清華博士習帝在G20𥧌會開幕演說時,把先秦史籍中的「輕關易道,通商寬農」,錯讀為「通商寬衣」。(因殘體字的「農」字是與衣字相近的「农」)。
那時的中學生,即使進入大學,也是文革剛過,許多教授即使復職也是戰戰兢兢、小心翼翼,不敢傾囊相授。受過大學教育不是有甚麼了不起。我自己就沒有讀過大學。但大學最大的作用,就是養成一個人閱讀求知的習慣。在鬧革命、打砸搶、破壞傳統、否定知識、階級鬥爭中成長的人,最擅長的是政治鬥爭,最不擅長的就是閱讀求知。
現在中共最高領導層的七個常委,只有李克強是文革後第一屆大學本科畢業,其他都只是專科、黨校、工農兵學員。當然,他們都是博士、碩士。他們都曾經是意氣風發的紅衞兵。「福兮禍所伏」,只是受禍害的是老百姓。「文盲」依然可以作威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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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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