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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8月08日

文化人物:妓女吃掉了我的糖漿 黃春明

經歷喪子、患癌,83歲黃春明稜角沒有磨平,仍然是個鐵骨錚錚的老人。葉信菉攝

「我會看人的眼睛。」台灣老作家黃春明嚴肅地對我說。「看人的眼睛,就知道這個人說的是不是真話,知道他心裏在想甚麼。」他告訴我一件最近發生在他身上的事。
黃春明住的是老公寓,前些日子他一個人在家,突然有人按門鈴,他開門一看,是個穿着消防隊紅上衣、紅褲子的人。
「雖然這個紅衣人嘴裏說的是『我是消防隊,專門來做檢查的』。」黃春明說:「可是,他的眼睛說的卻是『我在說謊』。」於是,黃春明堅持不讓「紅衣人」進門,把「紅衣人」轟走了。
老作家看着我,得意自己逃過一場可能發生的「詐騙」。
黃春明看人,先看是「好人」,還是「壞人」。喜歡黃春明小說的人,百分之百是個好人,因為他的小說裏面充滿了對弱勢者、對善良人的同情心,隨處可見作家想照顧可憐人的衝動。
2014年黃春明檢查出癌症,現在多半在家休養。他的書房有着一整面山景葱鬱的玻璃窗,像是一牆山,另外一牆書斜倚這山,文學家便倚着書與山而坐,挺起腰桿姿勢不動,一講兩個小時不停。那曾怒放的肌肉已經消退,但仍看得出寬厚的肩膀架子,方下巴豎眉毛,一臉「橫眉冷對千夫指」的氣派。
近年他以「黃大魚」的名字,寫兒童文學,講故事給孩子聽,照顧孫子──這些與孩子的互動治療了他的最痛。2003年次子作家黃國峻自殺過世,黃春明的悼子詩《國峻不回家吃飯》膾炙人口,老年喪子,悲痛難以言述。我們只能從他在孫子照片上的題詩,得知一點點蛛絲馬迹。
撰文:陳德愉

「我的傷口很完美」

我的心曾經失去一塊肉,你卻來給我補上,雖然在傷口上還留有痕迹,但是已經很完美了。
走過春夏秋冬,帶着斑斑傷痕,如今回首人生,老作家告訴我──
「人生是──」黃春明開口:「一顆球,就算是直直地丟出去,當它撞到東西,也會改變它的方向;我的人生,有各種遭遇,每種遭遇都對我發生一些影響……我現在想想,都讓我得到一些好處,因禍得福吧……」
於是,他開始講「黃春明」的故事給我聽──
黃春明8歲的時候母親過世,9歲時後母來到他家。「從一開始,我就跟她處不好……我堅持不叫她(媽媽),因為,我已經有(媽媽)了。」
「我們相處狀況越來越不好,到後來,我只要上桌吃飯,她飯碗放下就走……於是,16歲我離家出走。」
1952年,少年黃春明獨自上台北討生活,他到當時最熱鬧的「第一劇場」周邊,沿着延平北路二段、保安街找工作,「我就一家、一家店面走進去問,有沒有需要人的?」

與後母不睦 離家闖台北

走完整條商店街,都沒有老闆要用他。於是黃春明又轉進兩側延伸的巷弄裏,向那些沒有招牌門面的商家詢問。最後,終於在巷子裏找到了一家願意僱用他的商店。「沒有招牌也沒有陳列商品,裏面分成兩半,一側靠牆擺着一條長桌,上面堆滿了要修理的電器。另一側則是陳列着許多玻璃瓶,裝滿了五顏六色的糖漿,是店家煮來要賣給冰店的。」黃春明回憶。於是,這就成了他的第一份工作──「糖漿店與電器行」的店員。
「店堂門上着四塊木板,要開店時,我就把它們卸下,用腳踏車的內胎綁在一起靠在騎樓邊。」
身為「兩店員工」,黃春明的工作內容繁雜。要製作糖漿,用一個兩手環抱那麼大的鍋子把糖漿煮稠了,將香料、顏料倒進大鍋裏用一個大杓攪動,調勻後,再把糖漿灌進一支支玻璃瓶裏。
「那些玻璃瓶都是老闆向『酒干倘賣無』的商人買來的,我也要去負責洗那些瓶子。」黃春明說。
「我每次洗完那些瓶子,就覺得兩隻手好癢好癢……」他伸出兩隻手來,左右搔着手臂,好像上面真的出現了那些60多年前的點點紅斑,「不知道那些瓶子本來是裝甚麼的啊!」灌完糖漿,再一瓶瓶地貼上標籤。
「我到現在還是不吃刨冰啊。」他睜大眼睛說,兩道眉毛倒向兩旁,露出一對驚懼的少年的眼睛。
不煮糖漿不洗瓶子的時候,黃春明是電器行學徒,出門收人家壞掉的電風扇來修理。
那個時候,台北市民樂街到寧夏路一帶,有很多妓女戶,妓女戶是修電扇業者的大客戶。「他們都是一個長房間隔成一小間一小間的,沒有窗戶,只有頂上裝着一台電風扇,所以很悶熱,電風扇就整天開着,很容易壞。」
妓女在妓女戶裏走動穿的都很清涼,少年去收電風扇時,總是面紅耳赤,羞得抬不起頭來。所以黃春明很快就在這個區域小有名聲,妓女們都喚他:「紅面仔。」
有一天,黃春明又在那幾條巷子裏穿梭着,從那一間間小小的木板隔間裏,扛着壞掉的電風扇走出來。眉毛滴着汗,水淋淋地看到一個妓女坐在巷子口的刨冰攤,正大口大口吃着一盤五顏六色的冰。
「唉啊!那不是我煮的糖漿嗎?」黃春明急起來,看到自己親手製作的糖漿一瓶瓶站在攤上,他的兩隻手臂都發癢了,顧不得肩膀上還扛着電風扇,趕緊站到妓女的面前,拚命地對妓女擠眼睛,示意她別吃了。
「後來呢?」我問。
「後來啊,她加緊吃啊,快快在我面前吃光一盤啊!」黃春明說。
過了幾天,黃春明又去那裏修電風扇,從房間裏踏出來,正看到幾個妓女在外面沖洗,他滿臉通紅低着頭,加緊腳步離開,這時候,一個妓女大聲喚住他:
「紅面仔,你前幾天一直對我使目尾(按︰台語眉目傳情之意),你是甲意(喜歡)我喔?」

巷弄故事寫成《看海的日子》

黃春明抬頭一看,一個年輕妓女就站在面前,笑嘻嘻看着自己。
這是他第一次跟妓女面對面單獨講話,「我那時想,她這麼姣好,為甚麼要來當妓女呢?」
好奇心讓他停下腳步。
就這樣,他認識了第一個「台北」朋友;同是漂流異鄉,女孩流淚對黃春明傾訴了自己的故事。
「那個時候女孩子出來作妓女,全都是為了家庭啊,她們真的犧牲很大。」他說,養母將女孩賣入妓院,養兄可以念大學,全家生活得以改善,後來,他把這些女孩的故事寫成小說《看海的日子》。
離開電器行後,黃春明靠自學考上師範,叛逆的他在學校裏還是衝突不斷,先後被台北、台南師範退學,最後在屏東師範畢業。
但是黃春明說,這也是「因禍得福」。

反叛遭踢出校 「禁書」啟蒙

「我從台北師範被退學後,跑去台南師範,有一天上課時,我站起來質疑老師的教學內容,」黃春明回憶着:「老師沒有回答我的問題,而是對我說『你是台北師範來的垃圾,你以後可以不用上我的課』!」當場把黃春明趕出教室。
從此,只要是這位老師的上課時間,同學們都在教室,只有黃春明滿校園閒逛。「我沒有地方可以去,只好去泡圖書館。」他說。
戒嚴時代,圖書館很多書架都是空的,黃春明就在那些空架子間晃着。某一天,他發現書架頂端的角落,堆着成綑包裹。出於好奇心,他爬上去把包裹搬了下來。
「說真的,要不是上面寫了那兩個字,我還真不想打開呢!」他笑着說。
一個個沾滿灰塵的包裹,用舊報紙包得方方正正,正面寫着斗大兩個字:「禁書」。
黃春明拆開一看,裏面包的全是30年代中國作家,以及俄國文學家的作品。從此,這些小說就成了黃春明真正的老師;這些左翼作家都是寫小人物的,「所以我也只寫小人物。」他天真地說。
觀察着善良的小人物如何在大自然裏與生命搏鬥着,這殘酷的現實世界,就是黃春明思想的來源。
「小人物」的身份非常多元,除了農夫、妓女、業務員這些「人類」外,也擴及萬物。黃春明寫過一篇文章《王善壽考》,裏面講到他是怎麼認識自家小花圃的訪客,兩個標準的「小人物」:癩蛤蟆「賴友農」,以及烏龜「王善壽」。王善壽本來和他住在鄉下,黃春明搬到台北時把牠一同帶去,他抱怨王善壽「本來是鄉下人,但是來到台北後變野了,原來在鄉下憨厚、害羞、膽小、客氣、自卑都沒了。」這讓他深深感覺到「城市可以殺了你,也可以使你瘋狂。」
他那種對「強者看不順眼」的姿態,從16歲,到83歲,竟然從來沒有變過!
我想到他曾說過自己「年輕的時候,是一個反家、反學校和反社會,反叛精神強烈的人」,經歷了人生的春夏秋冬,成家、生子、孩子過世、得癌症……種種,要是普通人就磨成圓的了──但是黃春明沒有,少年的桀驁不馴揉進骨子裏,成為較複雜的了──一個硬骨頭、方方正正的老人。
「在自然界的海洋……弱肉強食,這種鐵的事實……然而弱肉的小生命,任憑強大的生命來獵殺它們,還是殺之不絕,吃之不盡。這完全是依賴弱小生命本身的繁殖力……」
「人類毀滅了多少生靈?破壞了多少無法挽回的環境?再這樣下去,地球最後的生命,絕對不是人類。」他說。
抱着悲天憫人之心,站在弱肉強食的現實世界裏,嚴厲地訓斥大家不可以欺負弱小──這段話,應該就是作家的內心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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