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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12日

讓粉嶺高球場再次貢獻香港
(本土研究社成員 黃肇鴻) - 黃肇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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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嶺高球場當年以象徵式的地價批出,但現時的會籍已過千萬。資料圖片

近年政府、某些智庫和學者營造香港缺乏土地的假象,將其解釋為樓價急升的唯一原因。 這數年來毀村滅農、移山填海,甚至有人提出天方夜譚的填平水塘,說要「讓船灣淡水湖再次貢獻香港」。然而市民很快就重提何不先收回大片未被善用的土地,例如粉嶺高球場,政府和他的護航者一時難以辯駁,可謂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對於這片佔地172公頃、一般市民無法享用的粉嶺高球場,反對收回球場的人「忽然保育」球場內的古蹟和160棵「疑似」古樹,卻對隔壁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百年古蹟和上萬棵樹默不作聲,同時又指收回球場將影響香港競爭力云云。於此,我們可參照近年「全球反高爾夫運動」(Global Anti-golf Movement)和新加坡將高球場納入土地儲備的經驗,放眼看看不同地方如何對待城市內的高球場。
過往不少人以為高爾夫球場是城市綠化空間,但世界各地越來越多人認為高球場是破壞大自然的「貴族殺手」,球場使用的化學劑不但污染水土和空氣,更在覓地過程中破壞森林、毀滅原居社區。很快惡果浮現:伐林、單一品種和使用化學劑引起生態災難、暴力收地、地價急升、經濟收益無法惠及社區等等,甚至本質上已難以稱之為一種運動。該運動在亞洲引起的迴響甚大,並在1990年代啟發了印尼、印度和南韓連串的反高球社會運動。國際社會已普遍認同高球場的綠事實上是有毒的綠(toxic green),其引起環境和社會成本之大,已是共識。

土地分配需避免傾斜

在香港,高爾夫球還要背負一項額外罪名──浪費土地。一小撮極富裕階層,以極低廉的地價(粉嶺高球場的地段在1999年以一千元地價批出)獲得大片土地,並設立只供貴族社交和遊樂的社交俱樂部,會籍已炒至上千萬。在香港政府詞窮地為粉嶺高球場辯護之時,新加坡政府早於2014年決定縮減九個高球場的地契或面積,其中六個縮減面積的球場用作土地儲備,或作住宅用途,還地於民。根據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新加坡的競爭力排名繼續名列前茅,在2017年排名第二,比十年前晉升五位,所謂「沒有高球場就沒有競爭力」的論調其實是空穴來風。
政府向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提交兩個發展粉嶺高球場的顧問方案,兩者分別是收回整個或部份高球場作住宅及綠化用途。然而,這場爭議不應着眼於「可建單位數目多少vs高球場貢獻多大」的二元對立,而是應深刻檢討香港土地分配制度,尤其是這類「私人遊樂場地契約」的批地方式,如何嚴重地向富裕階層傾斜。
其實除了發展房屋與所謂「保育」,高球場其實還可以有第三個方案:將粉嶺高球場收回開放予公眾作大型觀賞公園。因「香港2030+」規劃表示2030年後,香港將有額外250公頃的康樂及消閒設施的土地需求,這亦能省卻額外造地的時間與成本。但無論如何,這種賤價批租、向富人傾斜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已經不合時宜,就算不拿出來建公營房屋,也不應再以現在私人契約的方式存在下去,必須「公地公用」,讓粉嶺高爾夫球場再次貢獻香港。


黃肇鴻
本土研究社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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