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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2月07日

脫中共束縛「香港成就我」

張大千(左)與饒宗頤頗有交情。

【本報訊】饒宗頤在1949年中共建政當年移居香港,他在2003接受港台《傑出華人系列》訪問稱,早年學者在內地受很多約束,但在香港可與世界各地溝通,形容是香港成就自己,打開面對世界的窗口,「留喺家鄉,我冇機會接觸咁多事物,我嘅優勢係我喺香港大學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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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揚日本尊重古物

饒宗頤在訪談期間稱十分珍惜香港自由環境,他憶述1956年首次去歐洲開會,其後兩年都有訪歐,「嗰陣時係國內冇可能(出國開會),受到好多約束,研究乜問題都係人哋決定,唔係好似我想研究乜就研究乜,係國內行唔通」。他又指如身在國內,教中文便只能教中文,不能夠接觸西方語言。但在港只要自己努力創造,沙漠都可變綠洲。
饒宗頤在1964年赴日講學,他憶述京都大學藏書豐富,日本對文物份外珍惜,「真係一張紙仔都保留,唔會掉,有歷史性保留,我哋好糟蹋,當廢物扔掉」。饒宗頤讚揚日本尊重古物、愛護古物,保留古物精神值得中國學習。他亦承認學術研究受日本影響,因為當時日本與國際研究學術的人接軌,日本重視敦煌學,反而當時中國不重視。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副校長(學術)暨文學院院長單周堯教授認為,饒公來港後避開內地政治運動,可以自由鑽研學術,「有啲(內地)學者出書太多都係一個罪名」。他指特別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內地學術發展近乎停止,「一方面冇時間,一方面精力去晒第二度,整個學術界差不多停頓」。
作家陶傑慨嘆,中共建政後,移居香港的饒宗頤可以自由追求學問,精通不同領域學問,成為「世界之寶」。但留在國內的史學界泰斗陳寅恪、國學大師季羨林卻遭到紅衞兵羞辱和批鬥,無法鑽研學問,「中國文革少逼死幾個(知識分子),已經係對饒宗頤最大的尊敬」。
■記者潘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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