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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07日

香港現象補中國憲法與憲政的兩道不足
(香港學協會主席 洪清田) - 洪清田

中國近來經常強調憲法的地位大於基本法。資料圖片

現行中國憲法以十九至二十世紀的馬恩列毛哲學、歷史觀與政經觀為核心與基礎,要創建共產主義/社會主義人類新社會、割掉資本主義階段和中國文化源流,憲法與憲政因而出現兩道經驗空白。香港不但可以為中國補上成熟、成功的資本主義階段的正反面,更可以補上連綿不斷的中國文化命脈。
中國五四運動以來,西化和現代化思潮排山倒海衝擊傳統文化和社會,孕育中國共產黨。鴉片戰爭後,中國在國族轉型及救亡與個體解放的雙軌目標之間,先學英美西歐,再學日本,最後由中國共產黨帶領、一面倒向「東方主義+超資本主義」的蘇聯。1949年後三十年,中國反資本主義、反封建主義、反修正主義、反中國文化及舊社會,以文化大革命為高𥧌。
英美式憲政國體是開放式、自由式、被動式,國家和當權集團不是由上而下決定和計劃國家的具體目標,而是提供自由式環境體制、開放給社會大眾各方各人自行決定和計劃各自的目標,當權集團被動,國家整體的具體目標由社會由下而上決定。
中國二十世紀中期跟上蘇聯二十世紀初的社會主義道路,反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憲政國體是集體主義封閉式、主動式,目標為本,國家和當權政黨由上而下決定和計劃國家的具體目標工程、強力細膩執行,大環境中大眾同心協力,沒人可以自行其是,不一可以由下而上干優上層決定和計劃。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既結合蘇聯和中國文化的集體主義一統專制權力,又革傳統中國文化的命。
香港在英治下多種新舊思潮多元自由共存和各自發展,孕育保守文化主義的新儒家,篳路藍縷、走出一個現代方向和自由空間領域。八九六四之後中國大陸幾波的復興中國文化運動以抗衡西化,到近十來年的新儒學熱和民國熱,一個源頭就是以香港為根據地的第一代新儒家。
香港百多年在中西古今的湍流中,上接西方現代化初期到資本主義成熟期,以及中國千百年文化哲學與商貿金融,下接中國二百年的轉型苦難和七十年的共產主義初階折騰;香港在中國之內、之傍、之外參與和觀察,從中找生活,形成的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獨特生活方式。香港一如西方,個體解放自由自主自負責,以之為基礎建構市場及社會、秩序及行政、管治及法治,處理好群己關係及變與不變的兩難;各歷史階段的社會轉型的新舊世界及其矛盾連續共存、重叠交融、和平漸變,以較低代價取得多重較高成效,創出香港本身的奇蹟。這些層面蘊含「憲法」之上的多重基本、根本問題課題主題。

中國或坐失走向世界契機

客觀上,香港代中國進入二百年中國窮於應付的「憲法」之上的問題課題主題,可以補中國「割裂現代資本主義、割裂中國傳統文化」這兩道缺陷。這兩大真空,中國全沒確切、全面、深刻的認識and/or承認,只是零星補其一(民族文化神話傳說夢想),對資本主義和現代普世價值觀(個體主義及自由主義、多元開放、民主法治)全面多層立體封殺。中國也只有香港這個由西方資本主義直接管治、政經市場司法海關稅務在一個自邊界、獨立地域內獨立運作百多年,可以為中國補真空。
鄧小平的中國長治久安曾一度寄厚望於憲法憲政,但近年熱潮已退(反而是在香港強推),似將轉走「反祖」(atavism)方向。中國又面臨「要不要憲政化、怎樣的憲法憲政、怎樣要和怎樣不要」等等「怎麼辦」的關頭。中國肯不肯、怎樣補這兩道斷層,怎樣用自己的方式補課,過程中會怎樣,在在是二十一世紀國際、世界和人類的大問題命題議題課題主題。
活在接駁全球的成熟資本主義的各階段中,香港進入文化交流與衝突及社會轉型的常設矛盾中,體驗到的現代人文底蘊及運作規律法則:一、個人解放自由,以個體化及個體自由作為體制化、世俗化和多元化及法治化的基礎;二、以客觀化的體制作為日運作的場域與機制,減少集體組織及領袖個人的角色;體制性高於神秘主義、「超人」和英雄的人本人治;三、「個體自由、多元開放、順應自然、淘汰選擇」的「和平精準的融合」文化本能。這些是現代世界民族國家的組成及生存的條件和標準,以及國際關係的基本要素及技能。
《基本法》是中國當時最大限度臨摹香港百多年英治和英式憲政文化生態環境(十九世紀政治管治、二十世紀經濟金融)的答卷。中國現行憲法是西方二三百年最進步、最激進的左翼思潮的馬恩列毛版本(結合中國實踐的教訓)。《基本法》與憲法單靠31條掛鈎(現在要靠其他條文),初期一直將憲法與《基本法》保持距離(現在要「有機結合」)。實施《基本法》以來,處處觸碰《基本法》的中國憲法層面的根本問題和命題,進而牽動憲法之上、背後的中外「普世憲法」和人類歷史的共通課題與主題。
現在大張旗鼓要源流、內容及價值和取向大不同的《基本法》與憲法銜接和共用並舉,等於兩套憲法憲政概念體系和軌迹雙軌並進或併軌,必然觸動更多人類歷史的共通的矛盾問題課題與主題。
或者,歷史又給中港一個機會一起進入問題、讓香港以「化外」蠻夷世界新元素貢獻中國。中國如果懂得、有耐心善待、善用香港,廿一世紀中國(和世界)應可以少很多彎路和代價。
如果止於從中國憲法看「香港問題」,解決不了眼前問題,中國也坐失二百年來又一次認識現代、和平走向世界的契機。如果可以像開放改革初期實事求𡛧看中國、香港與世界千百年的人文全景,說不定可以在最高層次校正座標方位、輕輕撥亂反正,借助中港大同大異的互用互補取得共識共贏,世界也可能蒙其利。

洪清田
香港學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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