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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5月09日

世道人生:我的六七體驗 - 李怡

1966年澳門12.3鬥爭事件

有網絡留言問我:「六七時你在做甚麼?」
基本上,我追求透明的人生,也就是「事無不可對人言」。在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中,我接受訪問時也說,當時我參與「反英抗暴」的工作,出版一些配合左派宣傳的漫畫小冊子。近日忽然想起,那時還在《文匯報》副刊寫一個諷刺小專欄,欄名叫「燃犀集」,取「燃犀燭怪」的意思。
這之前,我在辦一份年輕人的刊物《伴侶》,很受歡迎。刊物背後也是中共出版機構在支持。1965年,我隨出版界員工訪問團到大陸,去了還沒開放的「革命聖地」延安,被毛澤東的「偉績」和「思想」洗了一次腦。在北京獲領導港澳工作的廖承志接見,他毫不諱言地說香港要保持現狀,還說「有利可圖」嘛,愛國機構職工只好辛苦你們啦。
次年文革爆發,從左派宣傳中,我認為這是偉大的共產黨發動群眾、從下而上洗滌官僚主義污泥濁水的史無前例的行動。1966年底,澳門的12.3鬥爭,把澳葡鬥到低頭認罪,似乎真的是「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了。
1967年五月風暴刮起,我被左派外圍的上海書局召回本部,並在上環乍畏街租了一個寫字樓參與出版界「反英抗暴」的宣傳工作。那時,出版界的中共領導人常來上海書局宣講毛澤東思想。所講的都是文革的鬥爭哲學,和港英鎮壓愛國工人和學生的片面道理,從來沒有具體指出港英在過往的施政方面有何缺失。五月風暴的持續發展,工人罷工、真假炸彈、港英大逮捕等等,我的親身體會,左派的所有行動,都由中共港澳工委直接指揮,新華社(即中聯辦前身)的要員和高層,不停到各個愛國學校、工會和機構宣講政策,推動鬥爭。尤其是發動青少年學生造反,根本就是把紅衞兵造反那一套搬來香港。為甚麼六七風暴會產生那麼多YP(young prisoner)?就是文革利用年少無知者的一腔熱情去達到政治目的的翻版。
1967年曾在中國外交部西歐司港澳辦公室參加處理香港「反英抗暴」鬥爭的冉隆勃,1996年以余長更的筆名投稿《九十年代》月刊,詳細敍說由周恩來親自參與指揮六七行動的整個經過。文章講到1967年底,周恩來召集香港和廣州的負責人到北京,就六七鬥爭作一個總結。結論是:在極左思潮的干擾下,這場鬥爭倉促上馬,脫離實際,因而要即時結束。中共工委將決定傳到香港,一夕之間,真假炸彈煙消雲散。當年擔任警隊指揮官的陳欣健回憶說,他感覺情況猶如昨天放炸彈、今天關水喉,不明所以。
我的體驗是:當時被鼓動參加或全力支持行動的左派群眾,包括眾多青年學生,首先是錯誤低估了港英當局維持統治和治安的堅定性,以為和澳葡一樣會跪低;但更大的錯誤,是高估了中共支持六七風暴的決心,參與者一直希望中共不只出聲,而且會出手,但等到的卻是「收手」。青少年也同紅衞兵一樣,最終是被出賣了。

周一至周五刊出
李怡
http://www.facebook.com/mrlee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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