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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0日

破壞程序正義始作俑者
(Common Ground HK召集人 李兆富) - 李兆富

政府指示律政司司法覆核立法會的決定,是再一次破壞三權分立。資料圖片

表面上,香港由英國殖民地變成中國特別行政區,只是主權移交,可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本質上就是有別。至少,蘇格蘭民族黨提出獨立公投,女王以及在西敏寺的執政黨,不會說分裂國土者其心可誅,又或是民族罪人,更不會說蘇格蘭自古便是聯合王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云云。
雖然香港人在生活文化上,說不上有很強英國傳統,尤其在主權移交前的廿多年,香港本土文化漸壯大,形成獨特的生活文化。
然而,在管治上香港的確承襲了英國,包括了司法制度、議會文化和公務員制度。當年的制度設計也不可以說是完美的三權分立,但三權在若干程度上制衡,特別是在程序上有規有矩,是無可置疑的。更重要是當時的港英政府,對於管治有適應性策略(Adaptive Strategy),結果就是雖然本土意識在不斷壯大,但三權平衡在不同時空仍能發揮作用。
香港的代議政制,起步於七十年代的市政局改革。特區的管治亂象,則始於殺兩局和政治問責官員的委任。2004年後中聯辦直接介入香港政治事務,更是對香港管治傳統的正面衝擊,甚至上屆行政長官選舉,中聯辦干預路人皆見。
可能在北京認知當中,香港行政機關首長,從來都是由倫敦直接任命,而議會中達官貴人,就算未必個個像鄧蓮如男爵般和西敏寺有密切關係,但至少也對倫敦政府存有某種敬畏之心,而法官更是比英國人更英國人的上等華人,改旗易幟,只是將英改成中,又或者人選上換了另一班人,沒有甚麼大不了。但正如先前所講兩國本質不同,並非簡單的轉個稱號改些人物。更重要是,主權移交後,最基本的管治制度沒有按照適應性策略的原則發展,不但與現實越走越遠,矛盾也越見明顯。
對北京來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存在,至為重要的一點就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不可分離的一部分」(基本法第一條),其次就是要香港扮演不同的政治經濟角色,配合大陸不同政策目的。這些綱領,本來也未必會與香港的管治有不可磨滅的衝突,但是在具體操作上,由於罔顧香港社會現實,以至出現了名義上雖有兩制,但只能有一套價值的不協調現象。

千方百計令議會淪橡皮圖章

候任議員宣誓爭議,只是衝突的冰山一角。前兩天,馮煒光以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的身份在報章撰文,指沒有反對派阻撓,香港今天會更好。其行文用心,反映了行政霸道自以為是的心態。代議政制的癱瘓,以及公民社會扭曲的發展,才是當前施政失效的最主要原因,而問題始作俑者,說到底還是千方百計希望令議會淪為橡皮圖章應聲筒的行政機關和北京政府。
就算視國家主權和國家政策為極度重要,絕不能鬆懈,可是特區政府在本地政策,同樣無所不用其極地要繞過議會,透過行政指令和表外融資(off-balance-sheet financing)去處理;機場三跑融資便是一例。甚至社會已有共識的議題,如控煙政策,政府也不願意正當地面對議會。去年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要求官方先就若干控煙政策建議向社會諮詢。結果,政府將工作擱置了一年,又原封不動地將按照本來的計劃進行。可能在官員心目中,議員只是無關痛癢的人,但程序正義就再遭破壞。立法會對控煙政策方向沒重大爭議,但這種小事上也不願尊重程序,說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只是空口講白話。

李兆富
Common Ground HK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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