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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12日

世道人生:父親 - 李怡

1966年文革,67年暴動,左派影事走進死胡同。

現在大概只有我這樣夠老的人才在童年經歷過抗日戰爭。有記憶的年月,已是四五歲在淪陷區的上海,那時靠父親靈活應變手腕,我們一家在汪政權下過着還算富裕平安的日子。然後有一天全家倉皇逃難。我在名采寫過一篇〈九歲那年〉。七十年前的畫面,是我人生記憶的第一個零光片羽。那天深夜,一家人鋪一塊布躺在河灘上,仰望繁星密布的夜空,沒有再去幻想星星是否有生物、星星更遠處是否還有天外天,而是腦子裏反覆迴旋着那一天所看到的人世苦難。一日間,覺得自己長大了。
戰後,父親突然成為「接收敵產」的大員,在瀋陽、長春接管戲院。我們也先在上海,後到北平生活。1946-48,中國動盪,國民政府貪腐,通貨崩盤,內戰爆發,由共產黨暗中組織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國民黨在東北戰敗,父親也撤離東北,他先到香港,而隨後母親也帶着我們於1948年重回香港生活。
父親大半生飄泊流離,一家人也跟着他流轉。
不久前讀到中文大學出版的《粵語的政治》一書,講到1930年代有聲電影日漸流行,而當時的南京中央政府開始推廣國語運動,想要禁制粵語片,香港就在1935年發起「粵語片救亡運動」,書中寫:「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粵片界名人李化(我父親)……等號召下,三百餘位粵片影人聚集於香港一酒家……發表聲明」。又記載1937年7月,香港華南電影協會(父親任秘書長)派代表5人到南京請願緩禁粵語片。父親是其中之一。但隨即中日戰爭爆發,南京遭日軍進襲,禁粵片之事不了了之。
1936年,我出生那一年,父親為粵語片的整體權益奔走忙碌,那年他27歲。另有一書,記載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日軍空襲廣州,當時我父親率領一個攝影隊,冒空襲危險到廣州拍攝空襲中人民的輾轉。
在我叔叔李剛(離休時位居中國文化部藝術局局長,2007年去世)的回憶錄《歸處何方》中,記載他少年時代,是父親安排他和他姐姐輾轉奔赴延安參加中共革命救亡事業的。
我沒有同父親談過他的往事,但從一些記載來看,他年輕時應該是有理想的熱血青年,左傾,愛國,熱心公眾事務,後來與汪政權、國民黨、共產黨有聯繫,都是不得已地為了在強權下謀生計。來港後,他不斷向中共組織靠攏,一直以左派影人自居,參加中共領導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組織活動。但中共秘密檔案中,大概一直把他視為歷史背景複雜的人士,對他從不信任,而且在1955年批判胡風分子黃若海時,中共《戲劇報》還給父親戴上「漢奸、中美合作所特務」的帽子。儘管《戲劇報》在香港發行時,把這個稱號塗黑,但那時我接觸的香港共幹談到父親時,還是帶不置可否的口吻。
父親是導演,更是製片家,擅長對付三教九流人物,但一生離不開在黨派權力下輾轉。1966年文革,67年暴動,左派影事走進死胡同,父親的電影事業也撐不下去,於是躲到澳門省吃儉用吃老本,1975年鬱鬱以終。
(生命回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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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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