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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8月05日

東西南北:香港往何處去
(安裕) - 安裕

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前,港人對前程缺乏信心,市面甚至出現搶購潮。資料圖片

星期二晚上的電視新聞,立法會,梁天琦,港獨,提名,選舉主任,不信納,一大堆字眼在混亂的畫面與嘈吵的聲音當中縈繞不去。新聞片段帶出似曾相識的感覺,電視機前想起1983年9月那幾天:中英關於香港前途談判氣氛欠佳引發社會震盪,巿面掀起搶購潮,超級巿場貨架上的廁紙都給買光;港幣牌價一天數變,巿民討論買金條抑或購美元。雖然到了今天沒有搶購日用品或港元匯價波動類似的皮相之談,可是當年全港上下一片茫然「香港往何處去」的渾沌與迷惘,33年之後在過去一星期重現一己眼前。
梁天琦事件引發出的震驚,不但是一個人的可以參選與否,更是人們難以相信特區政府會把鎮山之寶的程序公義丟在一旁。中文大學民意調查顯示,17%受訪者支持香港獨立,近七成支持維持「一國兩制」,特區政府似乎對這七成受訪巿民不存信心,設下確認書外帶選舉主任把關的雙重關卡。立法會參選報名初期,一些被認為支持港獨的參選人允許入閘,人們認定梁天琦可以參選是自然而然,因為不久之前他還被認可參加補選。數字上,七成支持維持「一國兩制」對17%港獨支持者,兩者比例懸殊,理應不怕獨派人士進入立法會。
縱然如此,曾經自信滿滿呼籲「vote them out」的特區政府,卻連對選民這一點信心都沒有,乾脆直接插手干預。很難理解這種強硬手段是如何構思孕育,回歸以來多次事件表明,尤其是《基本法》23條立法事件以降,類似管治思維只會令局面越搞越糟,把年輕人推上街頭,溫和變成激進,激進變為更激進。面對這樣可能情勢,疏導勝於堵塞應是處置之道,可是特區政府反其道而行,如此下去,不但政治體制不穩定,社會秩序出事恐怕只是時間問題。
最近幾年,特區政府信膺「強勢管治」的治政理念,然而推動政策前掌握民情一再錯判,國民教育是其一,政改方案為其二;一味強力推動,忘記政治精要在於「給與取」(give and take),不可能一家全拿。周一本報論壇版文章〈梁振英與尼克遜〉極具啟發,使人憶起尼克遜如何面對越戰危機:國內漫山遍野反戰運動,出動軍警鎮壓亦無濟於事,遂而指向堵不如疏,白宮推動越戰越南化策略(Vietnamization),說穿了就是撤走美軍,不欲反戰運動拖着施政後腿。尼克遜任內破壞憲法之事做得不少,但這個一代梟雄粗中有細,從越南撤軍尋出國內政治困局解套之路,不僅拿下大選連任,更順勢拉攏北京組成抗蘇聯盟。這幾點,純論韜略,香港特區政府絕難與尼克遜相比。

投資者信心流逝 得不償失

如今香港既與北京所言的「和諧期許」脫節,也說不上尼克遜的堵不如疏。最為人憂慮的是,香港一貫核心價值的法治精神和程序公義,在立法會參選事件蹤影全無,這與北京對香港繼續扮演國際金融中心角色的期盼,其中缺了一大塊軟件──臨時加入確認書令投資者難以放下心頭大石:未來會不會突然在合約以外另加一份確認書?特區政府這次便宜行事,得來的結果可能是投資者信心一點一滴流逝,來回之間,得不償失。
至於如何讓人確實信服「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一切不變,這一命題提出之後,人們當會回到「香港往何處去」的30年糾結。今次立法會報名參選事件,折射出來是香港仍然處於漫長崎嶇的尋索真正「一國兩制」過程,尋找的結局何在仍是未知之數。儘管當年香港社會無奈接受《中英聯合聲明》,然而亦須先把「一國兩制」返回原點,定位1984年簽訂時的共同承諾涵意,即「一國」與「兩制」不分先後同置一平台,若不確認這一承諾,現時與未來的任何相關討論都是空白無力。
1984年以來,香港在追求「一國兩制」過程中,力求實現作為一個現代而非僅於現代化的地方。現代的核心本質在於兼收並蓄,亦可視為擁有一己身份的同時,能以平等態度對待任何新觀念。審視此際的香港,物理上的現代化早已來臨,更深層次的現代姍姍來遲,遙而未見,遠而未到。
30年前,香港社會有流於庸俗的以「馬照跑,舞照跳」演繹未來發展願景,上述兩者尚且被視為所謂現代化「要素」云云。事實上,紙醉金迷之間,卻對追求民主化呼聲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無法討論日後可能衍生的各樣命題,包括本土化與港獨思潮。今次立法會參選事件,違悖一貫以來的程序公義與法治精神,正是香港仍然停留於現代化、卻難以一蹴而就成為現代城巿的佐證。至於言論自由遭受打壓及新聞自由萎縮等等滿天黑雲,30年來港人屢屢眼見,心裏自有一本賬,一一是回首蒼天的香港往何處去的詰問。
(編按:安裕專欄〈東西南北〉逢星期五刊出,如遇公眾假期則改星期四刊登。)

安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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