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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7月28日

蘋論:打壓出版反映「合法性危機」深重 - 盧峯

中國真的「強大」! 她「強大」得連一點點不同意見及聲音也容不下,她「強大」得連民眾看一點點政治評論的興趣也受不了,她「強大」得要讓百家不鳴,只剩共產黨一言堂。在中國「崛起」及「強大」的過程中,我們看到異見者被囚、被拘的名單越來越長,從劉曉波到劉霞到高瑜到一眾維權律師,我們看到被禁、被查封的敢言刊物越來越多,最後連只是作歷史反思、由老幹部辦的《炎黃春秋》也不放過,逼它自行停刊。

一言堂魔掌伸延香港

可這個「強大」的中國不但在內地厲行一言堂,她還把魔掌伸到境外地區,伸到香港來,去年就把銅鑼灣書店多位股東及員工無理拘捕及起訴,包括強行把書店職員李波從香港擄回內地,完全無視香港的司法管轄權及一國兩制。前天,內地法院又以非法經營的罪名重判在香港出版時事刊物的兩位新聞工作者:王健民及咼中校,其中王健民被囚5年3個月。這些做法反映北京當權者打壓不同意見已是無所不用其極。
而且,拘捕、審訊出版異見、論敍書籍的人只是整個打壓異見行動的一部份,當權者的維穩部門的打擊面絕不限於出版商或雜誌社,而是印刷商、發行商、分銷商、速遞運貨公司,買書的讀者,借閱的人都不放過,都一一成為被查問、滋擾以至提訊對象。有內地速遞公司表明不再代送任何以繁體字出版的書刊,以免公司及職員惹麻煩。而地方公安部門更會拿着訂書的名單逐一約見訂購境外書籍的學者、民眾,要他們交代訂購的原因,有沒有傳閱,甚至要他們把書交出,以免再在社會上流傳。這種地氈式清查「禁書」及政治書籍的做法跟文革或反右時清除資產階級「毒草」沒有甚麼分別,只是來得更荒謬,跟時代更脫節。試想想在知識普及化、資訊爆炸的年代,一個自誇已走向世界之林之大國,一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國家居然用上類似「焚書坑儒」的手法想把異見書籍、刊物全數清除,這不是開歷史倒車又是甚麼呢?
其實,北京當權者大舉鎮壓異己,整肅敢言刊物、新聞工作者及知識分子反映的絕不是甚麼強國崛起,而是顯示中國的所謂強大只是建立在浮沙上;而北京當權者大開歷史倒車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慣於專權、慣於一言堂,更反映他們心中的虛怯,反映他們面對空前的合法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無法化解,只好以加倍力度掩住悠悠眾口,希望把異議及威脅從萌芽階段就消滅。

當權者窮得只剩下窮

自從六四鎮壓以後,北京當權者在政治上、意識形態上已完全破產,根本提不出甚麼新的想法、理據穩住自己的執政地位,唯一的竅門或手段就是力促經濟發展,就是不計人文、環境及社會代價加快經濟增長,以製造繁榮的景象,即使「窮得只剩下錢」也不在乎,因為只有這樣才能重新確立北京當權者的功績及執政地位,紓緩政治困局。
可惜,自90年代開始的粗放式經濟發展近幾年走到盡頭,衍生的問題從環境污染到貧富嚴重不均到貪腐已到了無法掩蓋的地步。更糟的是,經濟增長開始明顯放慢,地方債、企業債變成重大危機,而原本作為政績的「錢」變得越來越少,並且要把大部份留下來應付可能發生的金融、社會危機。換言之,北京當權者連「窮得只剩下錢」也維持不了。在新常態之下中共是「窮得只剩下窮」,連經濟增長或繁榮這塊政治合法性的「遮醜布」也失去,成為沒有穿衣服的國王,給民眾看穿它只是赤裸裸的專權機制。
為了避免「合法性危機」演變成嚴重的管治危機,北京當權者只好把打壓行動升溫,只好鏟除任何異見及對政權的質疑,以營造一個穩定、無異聲的局面,這正是全方位打壓政治書、時事讀物真正原因。但是,異見、異議是不可能消滅的,民眾的不滿更不會消失,因為幾十年來累積的矛盾及不公已難以解決,「合法性危機」很快會變成嚴重的管治危機,直接威脅北京當權者的地位及權力。因此,大力打擊「禁書」及拘禁異見者反映的不是強大,而是當權者詞窮理屈及虛怯。

盧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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