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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06日

由殺校到TSA之爭
(時事評論員 李兆富) - 李兆富

近日社會上有不少聲音要求取消小三TSA。資料圖片

曾幾何時,殺校這兩個字令香港教育界聞風喪膽。
話說在主權移交初年,政府統計處估計每年約有萬六個六至十六歲的適齡學童由大陸移居香港。但實際數字卻三分一不到,幾年下來,累積的差額更高達三萬多人。與此同時,香港的出生率也急速下降,尤其是2001至2004年,每年在香港出生的人數不到五萬。換句話說,在主權移交的大概頭十年,香港的人口結構出現了一個缺口。
另一邊廂,香港的教育制度,是一個以計劃經濟模式運作的制度,由教師人數、學校數目、每間學校每一班有多少學生、學生的課程等,統統由上而下決定。正如一切計劃經濟體制內的事情,官僚要慷他人之慨增加資源,很少會想到後果,直到問題迫在眉睫,他們才會選擇以最粗暴的標準方法去處理。所以,在特區成立初年,香港的教育規劃並沒有因應現實,繼續大興土木和增加教師數目,可是到2001年左右,問題便浮現;其時,香港亦處於財政緊絀的日子,市民沒有錢,政府也沒有錢。
2002年,教統局發表了《統整成本高及使用率低的小學》,這可謂殺校第一波。事實上,政府和教育界的關係日趨惡劣,也是由這個時候開始。主流輿論,喜歡將問題訴諸教改和羅范椒芬、李國章二人身上,但也有理由相信,資源分配的緊張亦影響了政府和教育界的關係。相類似的情況,也同時出現在社工和醫管局醫生這兩個行業;三者共通之處,就是行業近乎完全依賴政府提供資源來營運。
所謂的TSA,源於2000年公佈的香港教育改革報告書。諷刺的是,細閱教改報告書,不難發現當中的核心精神,是減少升學、派位和考試的壓力,俗稱「一條龍」的中、小學結連,就是其中的核心改革。至於TSA,要到2004年開始推行,針對的是小學。再過兩年,教育界在2006年開始了縮班殺校的爭辯。事後孔明地說,早在2000年,教育界和政府都已經意識到人口結構對教育制度的影響;代表教育界利益的一邊,透過主張小班教學,希望得到社會支持來確保資源不會遭大幅削減,而政府則千方百計地要教育界當中每個成員都去證明自己的價值,結果就是教員口中的工作壓力大增。
事實上,香港出生的人數由2005年到2012年大幅回升,甚至超越了八、九十年代的水平。過去三年,政府禁絕雙非問題,新生人口又回到5.7萬至6.2萬的水平。人口增長的小陽春,一定程度上紓緩了教育界的存在危機意識,小學大概兩年前已經踏入這個人口紅利周期,惟好景不常,由2019年起,小學會再面臨收生不足的問題,相信在未來兩年,教育界將會重伸小班教學的政策綱領,至於要求取消小三TSA,更不在話下。

根源在人口結構轉變

從宏觀角度看,問題根源是人口結構的轉變。政府最新一波呼籲香港人多生育的宣傳,絕非空穴來風,但成效存疑。也有理由相信,自2004年起過去十多年的大學、中學教育各種改革,其實在若干程度上有考慮到人口結構的轉變。畢竟主權移交最初十年的出生缺口,其影響一直要到2011年才真正反映出來,當中有足夠時間讓官僚反應,所以中學面對的衝擊,也相對輕微,政治反彈也較少。
希望各位家長以及關心香港教育問題的市民明白,現在是深層次的制度問題,就算換了吳克儉,也不見得問題會有改善。家長和學生,希望學童可以快快樂樂的成長,在學校學得一生受用的學識。事實上,也沒有人比家長和學生更關心教育的質素和成效。說到底,只有學券制,讓錢跟學生走的概念,才可以將官僚和政治從教育中踢走。假若沒有這種制度上的根本改變,將家長、學生、學校及教育當局等各方的關係和權責理順,修修補補加加減減的所謂改革,教育制度只會越改越變態。
(註:作者現為都市政策論壇Common Ground Forum召集人)

李兆富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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