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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7日

爭取藍營白營 需要創意行動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戴耀廷) - 戴耀廷

筆者認為須想出一種參與門檻比佔領更低,但只要參與的人數夠多的行動,對當權者構成強大的壓迫力。

雨傘運動後,香港社會可大體分為藍、白及黃三營。藍營是保守力量,不求變或只接受有限、有序及緩慢的轉變。黃營認為社會不公義已是非常嚴重,故必須盡快改革。白營是非藍非黃,站在中間。藍、白、黃的比例大概是4.5:1.5:4。
從黃營角度看,要成功爭取民主改革,就需要社會內有過半的人支持改革,並準備付諸行動,以共同力量去迫使北京政府,願意透過對等談判來化解紛爭,讓改革的目標有望能最終達成。雖然能過半也不代表北京政府會讓步,但這應是最起碼的條件。也是說,在未來的日子,黃營必須從藍營或白營爭取一些人過來。要這樣做,就要先了解藍營及白營的大致組成,才能對症下藥,把其中一些有可能爭取過來的,想方法把他們爭取過來。
藍營並不是鐵板一塊,當中包括了起碼四類人。第一類是真心熱烈擁護中共的。他們認為中共帶領中國成功經濟現代化,讓中國在國際社會能抬起頭來,有望完成富國強兵夢。因此,他們的所有看法都是從中共的觀點出發,壓制國人自由,不實行真普選,都是成就富國強兵所不能避免的惡,甚至認為是國人應為國家整體利益應作的犧牲。此為B1。
第二類是支持中共的投機主義者,支持是因為中共強大,能為他們帶來實質利益,過去他們也是這樣對待英國的宗主,現在只是換了主人而已。只要中共維持強勢,他們沒有理由與中共對抗,他們反會說服其他人接受政治現實,快些回歸主人的懷抱,就可以快些享用富貴主人的各樣好處,當然條件是要聽聽話話了。為了討好主人,有時候他們可能做得比主人要求的還要多。此為B2。
第三類是相當務實的一群,雖然也有心改革,但按他們的理解,中共仍缺乏足夠的自信去讓港人實行真正的普選及自治。他們接受眼前所見到的局限,只在他們理解的中共所可能容許的空間範圍內,盡能力去爭取到最多。因他們不容易準確掌握上意,故有時候可能比中共真正的底線還要保守。此為B3。
第四類其實是不信任甚至是害怕中共的。但他們認為中共過於強大,港人沒希望從中共手上爭取到真普選。且中共已給了港人不少好處,故港人應該滿足現狀。他們更擔心若港人把中共逼得太緊,中共可能把現在已給的也收回,那時候就得不償失了。因此,他們選擇認命做順民。此為B4。
至於白營,也不只有一種想法。第一類是除卻是與自己直接及即時的利益有關的事外,對其他的事都漠不關心。他們不是特別支持中共,也不會特別反對改革,只是關於公眾之事,並不能引起他們關注的興趣,遑論有看法或立場了。此為W1。

啞忍苛政猛於狼?

第二類覺得自己對事情認知不足,故在有時間搞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前,他們選擇暫作觀望。但這類人通常很忙,從不會有足夠時間去把事情搞清楚,故他們是觀望狀態可能是永恒的。此為W2。
第三類也是選擇觀望,但他們是因為覺得社會現在太分化,認為明智之舉是靜觀形勢變化,到形勢明朗,才決定是否要靠邊站。此為W3。
第四類亦看到社會分化嚴重,明白雙方最終還是要坐下來談判化解紛爭,到時候就需要有中立的人,去把雙方聯繫起來。故他們選擇現在站在中間,準備將來能發揮起橋樑的作用。此為W4。
就算在黃營,雖都是希望能盡快有改革,但因參與及願意付出代價的程度有不同,也可分為幾類。第一類是甘願為民主改革拋頭顱、灑熱血的,但這類人應不會太多。此為Y1。
第二類雖未必準備做太大犧牲,但他們認為必須採取更激烈甚至暴力的手段,才有望迫使中共退讓。但通常來說,要付的代價越高、個人風險越大,人數也會越少。此為Y2。
第三類是一些願意作有限度犧牲,但個人代價不可能太大,故他們會參與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動,但從個人所能承擔的程度及從策略上,都不認同以暴力的方法去爭取改變。此為Y3。
第四類人基於各種原因,如需要照顧家庭,不能承受違法的後果,故連公民抗命的行動對他們來說也是門檻太高,不過願意以各種合法的方法去支援走在前線的抗爭者。此為Y4。
明白了藍、白、黃營都是由不同意向的人組成,我們就可以更精準地去思考如何去把藍、白營的一些人爭取過來,令黃營總體過半,及應以甚麼方法去號召最多人參與下一波的直接行動,對北京政府施加最大的政治壓力。
首先,我們知道有些人如B1,是無論做甚麼也是永不能把他們爭取過來的。至於B2,他們何時會支持改革呢?就是當中共自己也準備改革了,或中共變得勢弱的時候,他們就會見風轉舵去支持改革了。但這類投機的人,爭取過來作用也不大。要B4變色,那可能要當權者犯上更大的管治錯誤。中國人有說法是當苛政猛於虎時,人民就會起來抗爭暴政。但這也是說,若苛政只是猛於狼之時,他們還可以忍受得到,就會繼續啞忍下去,雖然他們會發現日子越來越難過。一些B3也不是無底線地支持中共的。若當權者所作的,超越了最基本的人道底線,暴露了更嚴重的不公義,他們是有可能變色的。他們未必會即時變黃,但變白的機會則很大,成為W3或W4。

施壓行動迫使犯錯

當權者若犯了嚴重的管治錯誤,有可能惹到W1注意,或會促使W2願意花一些時間去搞清楚事情,而W3也可能再難以置身其外,而必須靠邊站,站到要求改革的一邊去。至於W4,因他們的中立橋樑角色,對最終能否以談判化解紛爭是相當重要的,故不期望他們會改變,但不排除當權者所犯的錯誤,會是連一些W4也忍受不來,令他們也要參與抗爭的行列。
不過當權者是否會犯上這種錯誤,使一些支持者如B3及B4失望而改變立場,或令一些原先中立的如W1、W2及W3都決定要確定立場走向黃營,並不是我們所能控制得到的。但歷史告訴我們,當權者是常會愚蠢地犯上這種錯誤的,而甚麼時候他們最大機會犯錯呢?就是他們受到更大的壓力的時候。因此,除了等候時機外,我們還可以籌組下一波的直接行動,自己去製造時機。
要那些改變原先立場的人,一下子就參與代價相對高的抗爭行動如公民抗命,那會是非常困難的。就算是Y4,即使他們如何憤怒,也未必準備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因此,在構思下一波的直接行動時,我們必須想出一種參與門檻比佔領更低,但只要參與的人數夠多,或許要比參與雨傘運動、佔領行動的人還要多很多,就有可能對當權者構成強大的壓迫力的方法。那樣,我們就可發揮黃營過半的優勢,迫使對手再次犯上連續的錯誤,營造出當權者不能不坐下來與改革力量對等談判的形勢。能否想到這種方法,就看我們的創意了。

戴耀廷
港大法律系副教授、佔中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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