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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8月06日

大學的既得利益政治
(獨立時事評論員 李兆富) - 李兆富

近年社會上有不少聲音指大學學位貶值,大學生前途大不如前。資料圖片

港大風波越演越烈,到了這一刻,已不單是陳文敏的任命這麼簡單。當兩套意識形態正在對壘,微觀地討論陳文敏任命的是非解不了任何結,於事無補。建制一方自覺是在維繫某種既有的規律;在野一方則高舉大學自主和獨立的旗幟。不過雙方都以誅心之論,甚至陰謀論去看對家,認為行動背後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動機。
在校園外的世界看校園,總會覺得那片淨土神聖不可侵犯,也可能有人會認為政治化有損大學崇高的地位。但自古至今,大學從來都是高度政治化的場所。所以,當香港社會已經瀰漫一股泛政治的風氣,校園難免是一條激烈的戰線。在校園這個人為環境中,年輕人往往人數眾多,而負責行政和規律的通常是年資高又有社會地位的學者,本來已經越見明顯的世代矛盾在校園也更加突出。事實上,讓大學有各種政治意識形態充份彰顯,可以有辯論的平台,才是一個正常的高等教育制度中必不可少的元素。
雖說校園存在各種矛盾,但有個議題無論是哪路意識形態,又或是屬於甚麼世代,在校園裏幾乎找不到反對意見,那就是增加撥款和學位。

門戶之見窒礙創新

有人會認為,大學代表了知識開發和傳承,沒有大學制度,人類就不會擴展知識的領域,文明也會失傳。可是,事實又是甚麼一回事呢?現在的大學基本上門戶分明,所謂做研究,只不過是為師傅的學說做註解。試問如此的知識層壓式推銷,對開發新觀點、挑戰傳統,是窒礙還是幫忙呢?
哲學家Karl Popper提出,真正的科學,是建立在證偽主義(Falsificationism);換句話說,科學的進步乃是建基於不斷推翻和修正錯誤的理論,從而讓知識更接近真相。可惜,由於門戶之見,現今的大學研究所走的路,已經不再是挑戰現有知識的界限,而是為了自己一方的意識形態背書。越來越多事件顯示,科學不再是科學,而是淪為政治附庸,為立場和信念而服務。諷刺是,本來就不是科學的文史哲社會等,也逐一披上科學的包裝,背後卻換湯不換藥地繼續門戶之見的層壓式推銷。增加資源,只會強化這些預設立場,未必可以推陳出新。
自由社會,追求和宣揚自己相信的事是天經地義、基本人權。可是一旦動用到別人供給的資源就牽涉成本效益的考慮。增加撥款和增加學位的問題,除了純粹在道德高地上將大學的價值推到無限高,更務實的論說會指,統計數字顯示,有學位有價值,大學生終生收入比非大學生高近倍。朋友徐家健教授早前在《AM730》的專欄撰文,提出以上數字,並反駁政黨提出的「學位貶值說」。
其實我跟徐教授在這個題目上曾隔空辯論,算是不打不相識。簡而言之,徐教授的意思是平均而言,大學生的收入總是比沒有大學文憑者高,就算是收入前境沒有前人般出眾,但大學學位仍然有其價值。
正如西諺所講,Everyone is entitled to his own opinion but not his own fact;徐教授提出的數字,我想不用爭論,但問題是那個關鍵詞「平均而言」。在這個城市,我相信不少人希望過「平均而言」的人生,但與此同時也會有人不怕冒險做outlier,嘗試尋找一條適合自己的路。過去數年我提出文憑量寬,不是等於叫人不追求知識,也不是叫人不讀大學,而是希望每個人作出決定時,充份考慮自己的情況和需要,不要見人有我有。
大學也不是適合每一個人,我想這一點徐教授也會同意。邏輯推理下去,就會衍生出一連串問題:究竟社會上有多少人能讀大學才算夠?入大學的標準應該怎樣去定?由誰去定?功利地去看,他們又應該修讀甚麼課程,對社會的功用才最大?那個學系的撥款多與少,又應該由甚麼準則去決定?以上問題,有誰可以一錘定音?
大學制度不但牽涉到以上問題,大學也定義了各種專業資格,影響着很多人的生計,所以關乎大學管治的任何事情,很容易演變成政治。可以肯定地說,現在香港中央集權式的大學資源分配制度,衍生了一個封閉主義極濃的高等教育界既得利益集團。在此大前提下,有理由懷疑,增撥資源和增加學額,究竟對社會可以產生多少效益?又或者最終還是將公共資源化成少數人的利益?我和很多人一樣,都想保衞校園那片淨土。撥亂反正,不只是確認一名副校長的任命,背後還有許多更深層的結構缺陷必須得到糾正。

李兆富
獨立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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