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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3月31日

後李光耀的獅城
(獨立研究員 徐子軒) - 徐子軒

李光耀逝世,他一手創建的「新加坡模式」將何去何從備受關注。資料圖片

國喪期間一片死寂,這裏是芳林公園(Hong Lim Park)的演說者角落(Speakers' Corner)。不是因為痛失領袖而是因為強制禁聲,讓新加坡唯一可合法申請集會之地蒙上陰影。李光耀剛過頭七,生前的功過恩怨,仍舊為世界熱議。支持者、反對者多從效率VS民主、法制VS法治進行爭辯,或是論戰他的獨裁合法性,但其實這些爭論從李光耀執政到退休未曾停歇,雙方立場思想各異也不會有交集,更厲害的是,李光耀施政以亞洲價值自居,成功的將爭論轉換到東西文明對立的層次。
到底有沒有亞洲價值,現在看來似乎是瞎子摸象的羅生門:儒家新加坡摸到的是大象的左後腿,伊斯蘭馬來西亞摸到的是右後腿,雙方唯一接近者在於,他們都堅持鞭刑;中國最絕,摸到鼻子大喜,說我和你們都不一樣,這就是中國特色;前腿則由台日韓分別詮釋,有的說摸到甚麼就是甚麼,有的聽中國說了心裏有點動搖;至於泰緬柬寮等都騎在象背上,誰管甚麼價值。這當然只是個笑話,不過正點出亞洲價值的虛幻無邊,而李光耀適時適份的利用宣傳,也印襯出其如虎如狐的馬基維利本質。
再回到李氏新加坡的發達模式,乃是被中國遵為一黨專政、強人政治(以及不敢承認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好榜樣,並用以支持中國特色的德不孤必有鄰。在筆者看來,說新加坡是民主抑或專制,都不能描繪其全貌,也會落入東西價值觀衝突的窠臼。倒不如說李氏集團以類比時代的治理手段,管控着新加坡度過驚濤駭浪,直到數碼時代的今日,仍舊束縛着半島島民。類比時代的特徵有二,一是治理者能夠準確的解析被治理者,因此推出的政策可逼真地描述自然界的真實面;二是類比時代的資訊量遠少於數碼時代,當遇到相似的問題,治理者以簡單的方法即可處理,達成同樣效果。
以新加坡名聞遐邇的鞭刑為例,先看看這一段話:「本島人……大都文化及生活程度低落,拜金思想又強烈,以短期自由刑拘禁於現制監獄,不僅絲毫不覺痛苦,反而懷有安居溫飽之戀,故應帶以科處罰金或笞刑,使切合實際。」這是否為李光耀「治理華裔社會,你別無方法」的正式公文?其實這是20世紀初期日本治理台灣的法律,某種程度上讓台灣迅速進入路不拾遺的秩序。也許是深受日本佔領時期的啟發,也許是懷念英國殖民時期的傳統,李氏集團從新加坡建國到千禧年後的今日,仍然繼續使用此刑,對付他們心中卑劣難馴的華裔。又比如面對民主化的要求,除了選區劃分的傑利蠑螈(Gerrymander)伎倆之外,新加坡還推出集選區(GRC)方式,從1988年以來,這招已成人民行動黨把握政權的無上法門。此選制表面上保障了少數族群(如馬來、泰米爾)的利益,但設計上卻扭曲成每個集選區的參選群體都必須涵括一少數族群,少了這關鍵人物,則無法參選。這讓筆者聯想到舊日美國,黑人族群在法律上只被視為是3/5的人,沒有參選與被選舉權,但是加總之後的人口數卻仍計入整體,因此有利於蓄奴州的議員數。現代新加坡效古遺風,只是針對的是多數族群,讓許多「福建、廣東目不識丁的苦力後代」,繼續做3/4到5/6不等的人。
李光耀似乎真的走了,但他的遺產與黨羽依然繼續控制着新加坡的核心。數碼時代的新加坡,不再面臨共產主義、馬來西亞或印尼的明顯威脅,卻遭遇國內發展的困局,例如狂歡漸退的博弈與人數漸增的移民。典範已在夙昔,新問題卻源源不絕的產生,當人民行動黨的支持率節節下降,李氏集團是否還可以透過胡蘿蔔和鞭子,讓新加坡人繼續停留在類比時代,世界都很好奇,特別是對於李光耀模式心領神會的北京。

徐子軒
獨立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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