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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1月09日

盲的隱喻
(自由撰稿人 許驥) - 許驥

內地電影《推拿》講述的是盲人按摩師的故事。互聯網

大陸導演婁燁的電影《推拿》,據說因為獲得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才得以在大陸公映。婁燁已經50歲,但拍出來的作品還像年輕導演一樣富有激情。電影中展現的血腥,按照大陸電影審查的尺度,想當然是不可能公映的。婁燁的電影,從早期的《蘇州河》,到近年的《頤和園》、《春風沉醉的夜晚》等,都是禁片。因為這樣,婁燁往往被傳媒稱為「獨立導演」或「禁片導演」。
但《推拿》的原著小說,可是拿過中國官方最高文學獎的茅盾文學獎,作者畢飛宇,也是當代中國最好的小說家之一。故事聚焦一群在大陸常常被人忽視的群體:盲人。因為許多年前,大陸興起過一陣盲人從事推拿行業的熱潮,所以盲人推拿學校遍地開花,盲人推拿診所也滿街都是。人們只是花錢購買服務,稱讚盲人推拿師的手藝,卻沒能注意到他們作為生命存在的喜怒哀樂。
《推拿》中的盲人,情感之複雜與激烈,看了讓人心痛不已。例如,當盲人推拿師王大夫的弟弟欠債,大耳窿到家裏討債的時候,王大夫捨不得把自己辛苦積攢的錢拿去抵債,於是取了菜刀,在自己身上亂割,要血償債款。他一邊割,一邊忍痛,一邊說:「知道瞎子最喜歡甚麼嗎?錢!」那一刻,你真的能感受到,在這個看不見的世界,他們辛苦賺來的每一分錢,幾乎是唯一能帶給他們保障的東西。這種弱小到卑微的安全感,如風中之燭,吹之即滅。
電影中說,盲人覺得健全人是另外一種生物,而盲人們是天生的次等階層,在任何場合也要避讓三分。盲人有盲人的世界,他們知道與健全人的最佳相處之道,就是盡量不要和他們發生關係。這話大概是沒錯的,因為任何的疾病都不是純粹的病痛本身,而是社會用來區分「我者」和「他者」的標籤。已故美國學者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中說的明白:「疾病是生命的陰面,是一種更麻煩的公民身份。每個降臨世間的人都擁有雙重公民身份,其中一個屬於健康王國,另一個則屬於疾病王國。」所以,當一個人失去了視力,就等於其被人另眼相看——無論是歧視或關愛,都是一種「不正常」的態度。
於是想起,前年台灣也有一齣關於盲人的電影:《逆光飛翔》。故事改編自真人真事,主角名叫黃裕翔。裕翔天生失明,隻身去台北讀書,彈得一手好琴,但一直拒絕參加音樂比賽,原因是他知道,自己的盲人身份會引起別人的同情,他只想像個正常人一樣生活。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何其難也!《逆光飛翔》用溫情脈脈的敍事,講述裕翔的日常生活,感動了無數人。這種感動,不是為了讓更多的市民、團體去給殘障人士捐款,而是令觀眾知道,殘障人士除了基本的物質需求外,更加缺少的,或許是一份被視為「正常人」的尊嚴。
兩齣電影,同樣是講盲人的故事,基調卻完全不同。《逆光飛翔》的溫情,恰如台灣的氣質;而《推拿》的冷漠、暴力、陰鬱,也正正和大陸給人的印象一樣。然後,我們不禁要反問的是,香港呢?香港有關於盲人的電影嗎?不好意思,我第一個想起的竟然是《盲探》——一個根本就不存在的角色,披着超人外衣的盲人神探,從前沒有,將來也不會有。你可能覺得好笑。但,如果盲是一種隱喻,盲代表的是和人們建構出來的「正常」社會相反的種種的話,那麼,對盲的視而不見,胡亂想像,難道不就是香港人的「精神」嗎?
對醜惡視而不見,我們稱之「盲目」;缺乏獨立思考,我們稱之「盲從」;不聽指揮胡亂從事,我們稱之「盲動」。一個人不需要生理上的失明,也可以是「盲人」。自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失序,溫水煮蛙的讖語講了無數遍,仍然有多少香港人可以對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倒行逆施視而不見?香港的未來,沒有最壞,只有更壞——鍾耀華差點不得返港,雨傘運動的秋後算賬,政府民情報告說人大普選方案是「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如果對這些還無動於衷,香港這座城市,必死於漸漸窒息的密室。喚醒香港人正視這些的工作,任重道遠。

許驥
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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