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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3月23日

品味蘋果︰百億校長臨別情真
徐立之:大家原諒大家多一些

徐立之要走了,香港大學一星期後便要換上新的英國人校長馬斐森。
不知從哪個年代開始,鈕魯詩樓十樓校長室,一對大門,要開要關,都必須先跪下來把門閂弄好。倘若徐立之比所有同事早回來,或是比他們遲走,他也必須跪下來過渡這一關。
香港大學校長的工作,從開始到終結,謙卑若此。
記者看過徐立之半跪。那是兩年前在京都銀閣寺偏廳裏,參觀者準備席地坐下來聽講解。其中一位教授,頂着大肚腩,先跪後坐,一時失重心,仰天翻倒,「四腳朝天」。大家靜若無聲佯裝看不見,不好讓人尷尬。那個時候,小肚腩徐立之剛好半跪,見有如此下場,一直都沒有坐下,就這樣跪了好一陣子至離開。
跪下來是很辛苦的,但誰願意倒下。徐立之是機靈的,可是放在公眾面前,任內十二年,性格模糊。講形象,難跟王賡武歷史學者談吐相比。想訪問科研出身的徐立之,從前年四月京都跟漢學大師饒宗頤賞櫻,至今年三月出席英國文化協會在東京舉行的國際教育會議,足足等候了兩年。在港大校長室、東京的酒店、坐的士往羽田機場途中至機場簡便一頓午飯,近距離體會徐立之的親切,但要了解這個世界級華人科學家校長,不容易。
徐立之並不如外表一樣,處處圓滑。十年前寫他小時候在大磡村小木屋借電燃亮燈泡,嘭一聲,一屋停電。後來在一個畢業生議會講壇裏,龍應台主講港大人文歷史,劉進圖與陳碧君亦是座上客。散會時,徐立之走到記者面前問好,記者一時來不及禮貌反應,他已經轉身走開。所以,他感慨有時在升降機內遇上不懂回應他點頭微笑的學生,那大概亦是學生害羞,拙於反應。

放手實驗室予舊學生

以往英國殖民地之下,香港人讀書,一直都在掙扎,國際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當年新亞書院畢業,就連教中學的資格都沒有,那一代人就知道要到海外進修。徐立之與國際著名數學家丘成桐是科研上的朋友,兩人都在中大讀書後到美國攻讀博士,相差數年學界。現在一個是港大校長,一個是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兩人都對香港的大學研究發展很有意見。
丘成桐說建一所大樓容易,要有一個大師很難。難處在於香港的教育,沒有高瞻遠矚的研究發展策略。其實香港的富大學校長跟窮大學校長一樣不好當,富大學的校長肩負發展世界級研究重任,爭取各方資源,不能有貧富不均的包袱。富大學,追求學術卓越,充足的財政資源是學術自主的本錢。就講圖書館,富大學圖書館無邊無際,幾乎是要甚麼書有甚麼書。要找香港報壇努力筆耕的老作家劉以鬯的作品,在中大圖書館有部份書籍,在港大圖書館,一橫書掃過,接近齊全。學術裏,暢通無阻真自由,在港大圖書館是一種體驗。至於政治上的學術自由,要靠一個公平政治體制作堡壘。
為了籌募研究經費,徐立之與馮國經創立明德教授項目計劃。徐詠璇在新書《情義之都──從港大到香港的捐贈傳奇》,提到她跟隨言語樸拙的徐立之籌款的驚心動魄和出人意表的喜悅。其中,聽說有位老先生會捐二千萬,徐立之上門介紹學校鴻圖大計,說得人昏昏欲睡,就在擔心的靜默裏,老人家在見面三十分鐘以內就說:「我很喜歡,我捐八千萬。」有人或會調侃校長若說話動聽點可能拿到一億,他就試過酒後勸捐,向一位性子躁火的W先生舉起一雙手十隻指頭,對方說:「一千萬?」校長說:「我們需要一個億。」對方把他一隻手撥下,「就這樣吧!」只有五千萬,使命只達一半,但最終贏到一個肯為學校發展交心的捐款人。
說到學者情操,徐立之當校長搞行政,兩年後,已經決心把加拿大實驗室放手讓舊學生發展。朱經武做香港科技大學校長時,仍然有實驗室在美國侯斯頓。但徐立之告訴自己不能一心二用。如今多倫多的實驗室拓大了二十倍,正研究幾個項目,包括自閉症與遺傳的關係,已經找出重要線索。又因為組織美洲華人遺傳學家協會,徐立之熟識簡悅威,剛出任港大校長時就致電前輩,「我說,YW為甚麼你又不答應人家(出任港大校長)呢?他說不要了,他不想做行政工作,兼且老啦。總是說老了,誰知老一陣子又去做創新研究。其實他並不太老,可能沒興趣做行政工作吧。」
不做科研甘願去籌錢?丘成桐分析過很多不當港大校長的動聽理由,難道徐立之一個能在八九年找出囊狀纖維症的缺陷基因、找出是因為陸離子通道出問題的基因研究權威,真會愚笨至不明白這些因素嗎?當年《科學》期刊極罕有地同期發表了他三篇論文,九○年他獲得加拿大科學界最高榮譽Gairdner Award,表揚醫學研究成就,此獎被視為是諾貝爾獎前奏。香港科研界學者對記者說,很多獲Gairdner Award的學人,後來都拿到了諾貝爾獎。至於甚麼時候能獲提名委員青睞,有時是各花入各眼。目前每二十五個白人便有一人攜有囊狀纖維症缺陷基因,若父母都同時是攜帶者,子女便會發病,目前藥物只能控制此病的併發症,不能根治,將來若有人發現治癒方法,徐立之獲諾獎並非沒有可能。

除了權貴,徐立之跟很多重量級世界學者都有交往。去年十二月,港大一個重要科學會議,十多位星中之星的科學家,自費來港大參與國際科學研討會「From Gene Hunting to Genomic Medicine: a Celebration with Lap-Chee Tsui and Friends」,向即將退休的徐立之致意。基因研究專家、中大醫學院副院長盧煜明形容,會議星光熠熠,與會的包括何大一、國際遺傳學權威簡悅威及五十年前發現幹細胞、兩年前與日本科學家雙雙獲得諾貝爾獎的英國學者John Gurdon,以及發現男性基因的Walter Bodmer等,開首演講之先,都介紹自己跟徐立之的淵源。
捐贈港大醫學院十億的李嘉誠,早在徐立之於加拿大做科研行政之時,已經答應若他出掌港大,一定會支持港大發展。「捐款人支持你,不是因為你窮,不是因為你沒法埋單,是因為你們做得好,他願意令你做得更好,與你做夥伴一起發展。」一個出席國際教育會議都只會背個小背囊的胖校長,心裏知道籌款最終會讓誰人富足。「你籌款是不是(比其他大學校長)相對容易些?」記者問。
「不是,我覺得人家籌款比我們容易很多。他們(別的大學)一句『我又要』就好了,好多時一句我又要,就把我們原來的捐款斬了一半,因為他又要,就分開兩份。」
明德教席現在完成八十個教授項目,籌得十六億,還有政府相應十六億配對基金。籌得的款項,用留本基金方式,只靠利息支付研究開支。由本產生的利息,亦不可全數用盡。徐立之說,哈佛的基金,初時有幾個學生協助滾動,協助投資,但港大不會用高風險投資方法。「史丹福可以搞地產,中國的大學一樣,因為開首買了地,可以做地產投資賺錢,經濟收入比港大容易很多。中大、科大可以建酒店或是建一間醫院,他們有地,港大沒有。」他說韓國大學八成是私立,鼓勵發展產業研究項目,「有一間大學說要做拉麵,但香港大學不可能做拉麵啊。」

十二年在科研裏有如光年一樣的變化,徐立之回頭做研究已經是不可能。以往在多倫多跟徐立之一起服務老人院的李焯芬,說他是個不懂說謊的老實人,但校長EQ高,八一八風波後的集會,大學危機處理小組叫他不要去,但他偏向虎山行,要負起向學生解釋的責任。以往帶研究生時候,徐立之是個會提問逼得對方哭出來的嚴師。他教仔重原則,兩個兒子小時候投訴父親辯論永遠要贏,其實他只想說出心中真理。格物明德,道理不明,做人如何走正道?
「八一八有沒有傷你心呢?」記者問。
「傷心不是一個人,而是整個社會都是這樣。是不是傷心呢?你可以傷心,啊,真是浪費我十年多時間,居然得到這樣的後果,是不是要這樣想呢?但這事情對我來說是港大發生一件很小的事情。」
「你有感受思考外間發生的事情嗎?香港真的在改變。」記者問。
「世界都在變,由德國慕尼黑事件到九一一事件,不斷都會有。」「你是不管,還是處變不驚呢?」「不是不管,也不是處變不驚,我是感覺,唉!」那次,他在校長室裏擺一下手,少有地從心裏吁出長長的嘆息,「人類的進化是自己找方法滅亡自己?這是不是必然的後果呢?我感覺人與人之間溝通應做得好一些,大家心裏不要有極端想法。是不是因為我中大出來,所以好似好中庸呢?亦好似佛家講,大家都要原諒大家多一些。」

走過的路與港人不同

東京六本木的酒店大堂,音樂悠揚之時,數歷任港大校長,同時搞科研的退休老校長黃麗松不時跟徐立之聚首。「我最近去伯明翰探他,他告訴我為甚麼留在伯明翰,那是因為答應過太太退休後要回去伯明翰。他給我看一間房,那是留給太太的,還有很多傢俬,都是好人性,好感性一面。」黃麗松已經九十三歲,太太李威九九年在港大發生意外過世。六十三歲徐立之總是由老人家慢慢說,讓他從櫃子把小提琴搬出來,還有一張他在周恩來面前演奏小提琴的相片。
徐立之以往並不知道黃麗松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而且,黃麗松在港大推出《風雨絃歌》回憶錄時,在港大博物館演奏《人在旅途灑淚時》,徐立之也不曉得這首歌。八九年,是他在加拿大研究囊狀纖維症的高峯,他走過的路,跟很多香港人並不一樣。
所有大學校長,也不過是歷史裏走過的一個人,高錕在學制四改三這個英國殖民地政策前面是無力的。「他是與我比較接觸得多的校長,因為當時我做了一些比較有成就的事情,不時回來香港,回來中大,後來他的記性差了(患腦退化症),仍然記得我,雖然說不出名字,但見到我會好開心。港大頒名譽學位給他時,感覺他好舒服,有說有笑。」記者問他:「從高錕經歷,對人生或是校長生涯有所領悟嗎?」
「他在中大做校長時其實好不受歡迎,因為四年改三年。後來拿了諾貝爾獎後,突然又變了中大的光榮。所以有時大家做事不要太絕,高校長為何四改三年,有他的苦衷,不用踩得如此厲害,後來拿了諾貝爾獎,一下子又捧得他很高,太現實了。」

徐立之有科學家的聰敏與直接,跟他在東京機場吃便飯,他一坐下,對餐牌、眾人要吃甚麼都有百般興趣,而且還可以倒轉看到坐在對家記者的餐單內容。掌握一個局還是斤斤計較於一步棋,看徐立之,也就想起很多香港人。跟他一邊吃日式飯,一邊談香港民主普選。講到要對得起上一代、下一代,記者說:「除非你不追求所謂真理,否則你不會沒感覺。」
「你感覺這是真埋,但我認為領導人不可以有政黨支持才是最大問題。這問題很重要,令他無法行事,你看梁振英怎做事情。他可以有一些管治的理想,但他沒有一個黨在後面支持,個個都是反對黨,隨時反轉,今日談好支持,明天又negotiate去妥協,一定做不到事,你妥協得這個,妥協不到那個,政治就是你有何利益給我。」
對於政治,徐立之不是沒有想法的。中央不會干預校政,不會派人要他叫學生不要佔中。縱然走過的路令他對中國與香港的關係有不同看法,可是,他背後跟戴耀廷溝通得很好,早早就暗暗問候劉進圖。香港人的悠閒歲月已過,六十、七十年代港大仔青春浪漫美少年,對國家大事欲拒還迎,一段如青春片的日子已經到了限期,沒有時間再蹉跎。我們都有一段距離,但我們的心是一樣,這是記者看到的香港人。
校長在日本機場入禁區時,記者故意高聲說:「香港見,立之。」他笑得燦爛。
一百年來,他這樣能為大學籌一百億款項的香港大學校長,裏面機關幾許,龍應台就說他扮豬食老虎。埋藏着的,總有真誠奉獻四個字。這個時代,愛國變得複雜,至於愛香港,是我們的命運。若說萬事互相效力,社會需要民主推進,政治激情不會是全部。徐立之做科學家有研究激情,做校長有籌款激情,他為甚麼不可以沒有政治激情?
記者:冼麗婷
攝影:張志華、羅君豪、李家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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