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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9月10日

憂者與愛者 - 鄧文正

「位卑未敢忘憂國」。首在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范文正公時代,憂君憂民就是憂國。言憂者皆出愛,言愛者不必憂。所以「憂國」者與「愛國」者,相差可以毫釐可以千里。看看下文。「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為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為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這是梁任公的〈憂國與愛國〉。文章發表在庚子(一九○○)前一年年底。距今百多年了,任公說錯了麼?當年,慈禧密謀廢立光緒,維新派與保皇黨角力,外患日急,《馬關條約》剛簽了幾年。居此之際,任公能無感而發?言短,正因知所不足,故憂之,望其反省並相互責善。言長,流於假大空,只為避免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而已。如此曰愛,是好是不好?置諸今日,在深圳河南北兩地,言憂者無頹放之志。在香港,反國教科者,不正因為憂其流弊,才挺身而出?言愛者卻盡是保守之思。固然,保守本身不必為錯,得視乎所保所守為何。今日支持國教科之保守,謂國民必當愛國家,必當孕育自豪感,等等。「必當」?難怪此輩不必憂國矣。站在任公立場,不會以「愛國」者所出為「善言」;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所以他在「天下」兩字後寫道:「為報館主筆者,於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那時沒有電台、電視;報章,就是媒體。在媒體發表意見,得謹慎(留意焉)。可今天的媒體,不以憂者所憂為報道,而稱反對者「受人唆擺」,是「紅衞兵行為」,實在諷刺。反對者所憂,在抗拒假大空,正懼子弟有一天像紅小兵!可這叫「不懂愛國」。回頭看,百多年了。我們進步了多少?官方資助出版的材料,提到自己怎樣善,人家怎樣惡,是「愛者」言。不當自誇,應取彼之長、補己之短,是「憂者」語。你是任公,你會是「憂國者」還是「愛國者」?鄧文正政治文化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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