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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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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論:君子愛財,須取之有道,才會用之有道 - 李怡

香港仇商仇富情緒,胡錦濤破格會見李嘉誠,蓋茨和畢菲特本月底將在北京舉行「慈善中國行」,這三樁近事似不關連,但筆者試以李嘉誠上月在長和業績會上說的一句話,透視這三事的聯繫及意義。
李嘉誠被問及會否增加捐款力度時,說到他對財富的理念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亦用之有道。
他主要談增加慈善捐款的「用之有道」。但市民更關心香港富商的愛財,是否「取之有道」。
「道」的含意是甚麼?它可以解作「道路」之道,也可以解作方法,如「門道」、「生財有道」。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則典出《論語》,因此應以孔子的「道」來解釋。孔子的「道」包括三要點:一是仁義,二是忠恕,三是中庸。又以「仁」為核心。子曰:「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意思是:富貴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但若不是以仁義之道得來,君子是不接受的。因此,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不是生財有道之道,而是仁義之道。
但在中國長期的專制時代,專權政治掌控社會資源,無論從事工商業或農業,都要依靠政治權力才能發家致富。社會沒有形成一個給所有人機會平等的機制。
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民主政體取代專權政治,並形成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自由、法治、民主的體制。這種體制以政治權力的公有制(即經過全民投票授權),來保障了財產的私有制,造就了機會平等之下的自由市場的競爭。這樣的體制就使從商者有了人人機會平等的愛財之道。
伊利諾大學經濟學教授DeirdreN.MeClosKey幾年前出過一本書,提到在機會平等的西方社會,市場經濟是以美德為基礎,並能在從商者身上催生七種美德,包括:審慎──營商者須計算成本,因為進行的是交易而不是搶掠;節制──商人要經常抵制欺騙客戶的誘惑;公正──長期經營有盈利的生意,必須以公正、誠實的買賣獲取利潤;勇氣──敢於採取新觀念、新嘗試進入市場,不懼變化;愛──愛護員工、商業夥伴、顧客;信念──相信守法的、以正當手段獲利的商業行為是可以成功的;希望──相信未來美好與進步,有信心實現自己的目標。
以守法的正道從商所催生的美德,使西方不少成功商人都有關愛社會與人類的心,而且樂意捐出自己的財富去幫助全世界貧困的人。蓋茨和畢菲特發起捐獻一半身家計劃,在西方獲廣泛響應,他們財產所以會「用之有道(道德)」,是因為他們「取之有道(道德)」。
中國內地不缺富豪,今年《福布斯》列全球1,011名富豪,中國大陸有64人上榜,居美國之後排第二。《2010胡潤財富報告》顯示,中國千萬富豪達87.5萬人,億萬富豪5.5萬人,財富超過百億的有140位。但在中國災難頻頻中卻不見有中國富豪大筆捐款,反而見到不少「詐捐」。蓋茨和畢菲特本月底在北京舉行「慈善中國行」,據聞有50餘位富豪受邀,但由於擔心要現場承諾捐款,部份中國富豪將拒絕出席宴會。目前,響應捐出身家的中國富豪只有被稱為「中國首善」的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公司董事長陳光標一人。

中國富豪極少「用之有道」,根本原因是他們的財產並非「取之有道」。在中國,絕大部份發家致富者都跟政治權力有聯繫。高幹兒女親屬霸佔全國壟斷民生行業(如電訊、能源、交通、資源開採),就說明中國的市場經濟不是機會平等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是政治特權卵翼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富豪的財富取之特權,而不是取之有道,自然也不會用之有道。
香港曾是一個機會平等的社會,大多數富豪都不是依靠政治權力而是依靠美德發家的。因此,香港人並無仇富心理,甚至把成功商人視為偶像。但這種取之有道的營商環境,自回歸後,已因富商的獨特政治權利而褪色了。超市壟斷、發水樓等等,不但令商人覺得依靠政治特權可以得到更多的營商便利,而且令不想依靠特權的人也助長了「不依靠政治未免太笨」的想法。君子愛財,已逐漸不再取之有道了。於是香港人有了些仇富情緒。
胡錦濤與李嘉誠的高調會晤,正是作出了政治權力與金錢結合的象徵性示範。這是否意味着香港社會的君子愛財,將徹底與一制融合,不再取之有道了呢?
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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