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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6月20日

沈雙:張愛玲的英文 - 沈雙

張愛玲和《雷峯塔》封面

英文對於中國人來說到底意味着甚麼?最近在一次與印度作家的交往之中,我們談到大部分中國人其實對於多語言的生存環境沒有親身的經歷也缺乏深入的思考。我們太習慣生存在單一的語言環境之中,以至於方言的複雜性經常被統一的文字系統所遮蔽。印度就非常不一樣,印度作家與英語的關係,印地語與其他語言的關係,是作家們需要不斷面對不斷思考的現實。一個印度作家說,在美國,多元文化是課堂裏討論的課題,而在印度,它是一個馬路上普通人的生存方式。美國和中國在很多地方越來越像。語言文字上的大一統恐怕也會成為中美溝通的一個橋樑。
在這個意義上看張愛玲怎麼看都是一個異數。她在《小團圓》和《雷峯塔》都講到她父親在廢除了科舉制度的新時代的失落,她母親矯枉過正又多少帶上了點殖民性。在這兩種失落中間,張愛玲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走自己的路。而這個路是甚麼我想她一輩子都在尋找。現在讀張愛玲就像讀很多民初人物一樣,如果只是把他們當作老照片來看,也許沒有甚麼新鮮的意義。但是那影像後面走過的路其實未必就與當下的處境沒有任何關聯。雖然張愛玲離開了大陸,雖然張愛玲並無意加入二十世紀新文學的主流,但是我不認為她這個異數完全是因為她個人的選擇而造成的。她的疏離也是歷史,只不過現在很多人都寧願忘掉這段歷史,或許是認為這些歷史的問題我們的體制已經作出了回答。
《小團圓》和《雷峯塔》的出版讓我們對於她在美國的生存狀況略有了解。她沒有李安的成功但是卻有李安同樣的艱難。這不是一個個別的現象,是所有移民的生存經歷。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美國社會比現在要封閉得多。當時大部分移民的唯一出路就是融入美國社會。在我看來,《小團圓》和《雷峯塔》都不能僅僅看作是商業運作。起碼它們的商業性在作者生前都沒有實現。至於在屢經挫折之後,張愛玲是否還有意適應主流社會的商業興趣,我覺得值得懷疑。當然我沒有看到她與宋淇的私人通信,只能臆想她的心態。這樣說來,那麼這兩部小說的確具有相當多的面對自我面對過去的性質,當然並不是在說這兩部小說因此就忠實地表現了自我。

張愛玲是很有意識地在中文英文讀者面前進行不同的表演的。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在《二十世紀》月刊上寫的英文散文〈StillAlive〉,被張愛玲自己改寫成中文的〈洋人看京劇及其他〉時,生生地多出了一個開場白。這一段一開始就說「用洋人看京劇的眼光來看看中國的一切,也不失為一樁有意味的事情。」口吻多少帶有點自我辯護的味道。之後又說,很多人愛國卻不知道自己愛的是甚麼東西,「我們不幸生活在中國人之間,比不得華僑,」所以「我們」要對自己的所愛的對象「看個仔細」才行。一個「我們」,調整了原來英文文章中客觀的抽離的視角,把自己看成了中國人以及中文讀者中的一員。這個開場白以及全篇很多細節之處對於文字的調整,改變了英文文章的口吻。概括起來,主要的變化在於她在中文的文章裏提出了一個英文文章所沒有提出的問題,是關於愛的,具體說來,就是「我們如何才能愛我們的國家」的問題。

張愛玲的另外一篇英文文章中沒有給愛留下餘地,而中文裏卻有愛的暗示的就是《色,戒》。英文的初稿《TheSpyringorCh'ingK'e!Ch'ingK'e!》裏面對於男女主角的感情交代得極少,以至於讓人覺得女主角的感情完全是功利性的,為的就是引誘他。作為愛情信物的戒指只是突然在眼前一閃,之後,女主角逃離現場,被一家藥舖裏面的男夥計佔便宜地在身上摸了一把,她一生氣,掄起帶了戒指的手向那人的臉上擊去,戒指上面的鑽石在那人臉上留下了一道長長的刮痕。對於男女感情的描述雖然吝嗇,但是戒指的象徵意義在英文文本中卻複雜得多。起碼它不只是心中的怦然一動,而且與後面的性別暴力也有關。我認為這篇英文的初稿很有意思,恰恰因為它絕少修飾,使得愛情婚姻變得像惡夢一樣的,正是張愛玲性格的另一面的透射。
張愛玲在〈洋人看京劇及其他〉堅持要對於愛的對象看個明白,這一注視不得了,引出了多少懷疑,多少問題。對於一個擅長寫兒女情長的故事的女作家,男女感情隱喻了對於文化與文字的感情。私人生活中的愛難道與對於國家的愛分得開嗎?
正是因為很難分開,所以張愛玲筆下的間諜同時也是一個情探,也是一個側身於知識戰爭中的資訊傳遞者。這樣說,彷彿是說張愛玲是一個間諜。實際上卻更為複雜。張愛玲在冷戰中接受中情局的資助撰寫反共小說這一事實一方面沒有太多可說的,因為是一個既成事實;另一方面是很有得說,因為它牽扯到文學是怎麼樣達到它的政治目的的?張愛玲的《秧歌》據說取材於一個新聞報道。如果真是這樣,那麼就是改寫了。而如果是改寫,就不能與真實的諜戰中所傳遞的情報做相同的處理。一個要求真實,另一個明顯是虛構。虛構的東西如何為政治所用,這是一個需要分析和解讀的問題。並不是我在這裏要討論的核心問題。我想說的是,間諜也許不只是一個身份,更是一個觀察社會的視角,是一個生產知識的管道。

張愛玲的英文文章〈ChineseLifeandFashions〉開篇就把外國人的視線引到了中國人晾曬衣服的場所──陽台。在這兒,一家人幾代的隱私被抖落出來了。張愛玲英文的口吻是具有誘惑性的:「來吧,來看看中國家庭曬衣服的樣子吧!」中文的《更衣記》口氣完全不一樣,相對客觀和冷靜。證明張愛玲明白她的讀者是不一樣的。用英文寫文章和中文表達的意義不一樣的,是源於讀者的期待不一樣。就像她在〈洋人看京劇〉裏說,「不守秘密的結果,最幽微親切的感覺也得向那群不可少的旁觀者自衞地解釋一下。」張愛玲就是一個「不守秘密」的人。這裏關鍵字是「自衞」,張愛玲在從英文到中文的轉換中每每需要「自衞」一下,證明她明白內外有別的道理,但是仍然要在內外交界的危險地帶挑戰一下我們的承受能力。恰恰因為具有一定的危險性,才具有爭議,才有意思。之所以張愛玲在中文世界裏魅力不斷,不斷引發討論,而在英文世界中幾乎沒有甚麼影響,就是這個道理。她太熟悉中文世界的禁忌了。因為熟悉才懂得如何越界。
張愛玲基本上是屬於中文世界的作者,但是具有反諷意義的是,如果不讀她的英文文章,你就不明白她是以甚麼樣的方式植根於這一中國人的社會的。
因此我讀她的《雷峯塔》,怎麼看都覺得這是一個上海的故事,而不是一個美國的故事。這本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有趣的是因為是英文寫的,它的上海讀者或者是中國讀者恐怕會很有限。大部分人等着中譯本的出版。但是中譯本就不是同一本書了。我們有的時候非要把英文當作外國人的特權,從自己的領土上放逐出去。老外學了中文會說幾句相聲就趕緊被請上電視台,正可以滿足自己中文的單語教育的虛榮心。的確,從膚色上看,中國的大城市是混雜了很多,但是語言與文化上恐怕還是以中文為本。

不過這中間的確有一個階層的問題。《雷峯塔》讓我感到驚歎的是,張愛玲並沒有美化殖民地的生活。第二十一章開篇就寫到,「沒有正式宣戰的戰爭,或者是報紙上所說的衝突,並沒有觸及到租界。戰爭還是和平完全取決於你住在哪裏。」一語道破天機。那麼哪裏是安全的呢?同一章裏,作者告訴我們大世界被一枚炸彈擊中。作者又說,為甚麼要瞄準大世界開炮呢?大世界那可是鄉下人到上海要參觀的第一個景點啊。不是在法租界裏嗎?不是說租界是安全的嗎?其實租界並不能夠保護難民,上海雖然是個避風港,但是它並沒有完全與戰爭隔絕開來。在下面一章裏,女主角被囚禁在父親的老宅子裏,每次敵機飛過,她都喜歡跑到陽台上去看。一邊看,一邊在幻想也許敵機可以投一顆炸彈把花園的牆炸開,這樣她可以逃出去。「如果這個期待過高的話,那麼索性把宅子炸了,大家都死了算了。」對於小說的女主角來說,上海不上海,租界不租界並不重要,因為哪裏都不是家,家本來就不能給她帶來安全感。
《雷峯塔》──我說的是英文版的原著──不只和中國很有關係,而且中國的讀者應該把它當作一個歷史親歷者的個人回憶來看。至於它是否能與張愛玲的生活一一對應倒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這個歷史經驗,是我們當下的歷史敍述所不願記住的。
文:沈雙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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