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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5月28日

蘋論:富士康悲劇為中國經濟模式敲起喪鐘 - 李怡

富士康連跳不絕,受到普遍關注。有人說富士康受到了魔咒,有人說是「維特效應」(WertherEffect,指德國文豪歌德發表了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後,掀起社會的自殺模仿風氣),有人歸咎於富士康軍隊式的工廠管理。富士康總裁、台灣首富郭台銘連續兩次到深圳,就員工墮樓事件鞠躬道歉。但他道歉甚麼呢?他既否認富士康是血汗工廠,又否認跳樓者是工作壓力大,還說富士康深圳廠有45萬人,「11個人自殺,這自殺率還是低的」,他更表示9個跳樓者是因感情問題,「父母都不能干涉,公司如何干涉?」照他的說法,他沒有甚麼需要道歉的,道歉只是公關手腕而已。
根據世衞組織的數據,全球每年每10萬人約有16人自殺,富士康的自殺率確實不高。其次,在民工荒的背景下,富士康每天招工現場應聘者仍絡繹不絕,說明富士康相比鄰近工廠,仍有其吸引力,它的基本工資與社保福利,相對其他企業,還是具競爭力的。
富士康的悲劇,並非富士康所獨有,而是中國依靠外資,以廉價勞力、加工出口發展經濟的模式,所造成社會問題的悲劇縮影。在這些加工工廠中,工人的操作標準化,不斷重複同一個動作,乾淨利落而嚴密的管理,使人想起差利.卓別靈於1936年拍的電影《摩登時代》。但那部電影反映的是一百年前資本主義工業狀況。當時工人是重複勞動的「機器人」。這以後,資本主義發生了變化,工人組織起來成為強大的、有與資方議價能力甚至參政能力的勢力,工人從機器人變成「社會人」。工人福利、就業等保障,與社會其他階層無分別。然而近三十年,《摩登時代》卻在中國大陸野蠻重生。工人沒有自己的工會組織,無議價能力,無職業與福利保障。中國的經濟發展,建立在把勞動者物化為機器的基礎上。外資包括港資、台資則紛紛在大陸發展這種無人性的物化工廠。
世界其他地區自殺的高發人群都是65歲以上的老人,他們身體越來越差,孤獨無助,容易產生不想再活的念頭。富士康跳樓的都是年輕人,他們大都是從全國各地農村來打工的。作為「一孩政策」下的獨生子女,他們背着獨力養育父母的沉重責任,在珠三角打工又舉目無親,遠離了家,也遠離了愛,在單調的工作中感到孤獨和看不到有任何改善的前景。正如叔本華所說,對生存的恐懼大於對死亡的恐懼時,就選擇了自殺。
悲劇發生在台資廠,恐怕也跟中共的對台政策有關。為了爭取台商,中共對台資實施過多的優惠政策,並放鬆對台資的監管,此其一;中共連年對台灣國際空間的打壓,加上在沿海部署針對台島的導彈,使台灣人普遍對大陸人反感。這兩個因素,造成台資及台灣來的各層管理人員,目的只求設廠賺錢,壓榨工人不擇手段,並動輒對工人打罵,不把大陸人當人。台灣人在台灣本土設廠並不如此。因而這是中共政策造成的。
另一因素是,汪洋主政廣東三年,一直說要讓企業從傳統型轉型為高新科技型,對富士康這個超級高科技企業自然青睞有加,不惜以種種政策配合。於是富士康也就成為工人全無自己生活空間的「加班帝國」了。

這不僅是富士康的悲劇,也不僅是台資企業的悲劇,而是社會的悲劇,經濟發展模式的悲劇,更是中國由政治、政策統帥一切,而不是由法律去釐定經濟發展規劃的悲劇,是一黨專政之下,社會沒有多元文化也缺乏宗教關懷,人民尤其是年輕人無力感而產生的悲劇。
富士康事件未完,本田罷工又起。中國這種奴隸型工廠的經濟發展模式,敲起喪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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