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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30日

為甚麼我們不能?

鄧文正 禧文學舍創辦人
mea@mea.com.hk

東歐巨變,鐵幕開始從北到南斷裂。當時,羅馬尼亞的人民群眾在布爾格來德廣場示威,大獨裁者壽西斯古下令開槍。第二天,群眾仍舊聚集抗議。結果給開槍擊斃的,是獨裁者和他一家。下場相當血腥。
過後,很多人問:羅馬尼亞能,為甚麼我們不能?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有沒有答案。也許我可以提供另一個角度,讓大家思考。

※     ※     ※

近代我國作家汪曾祺,曾贈我一條字:治大國若烹小鮮,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汪老能書、能畫、能爨(編按:煮食之意)。說他是淳厚君子,絕不為過。
十多年前,他發表了〈隨遇而安〉。那應該是他談「政治」最多的一篇文字,談他在「反右」時期的遭遇。他給定作「指標右派」,夠荒謬的了,卻沒有甚麼怨言。開批判會,給人胡亂指摘,他只有「愣在那裏」。自忖:「我想辯解兩句,行麼?」那些誣陷他的,他反而替對方開解:「他們是沒話找話說,不得已。」所以他們也「不好受」。汪老對他們沒恨,「還有點同情」。
文革時,他給江青「控制使用」,只說「滋味可想而知」。文革過後,給摘掉右派帽子,說自己熬了過來,是因為有「隨遇而安」的修為。不叫作逆來順受,因為他認為,不安,「又怎麼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開些。」
汪老當然明白那不是健康心態;但覺得生成心態的最重要因素,是「政治環境」。他不慷慨激昂,也不悲天憫人,只有淡淡的哀愁。對他那一代讀書人,他固然同情;但不認為有志節、諍言。話說得很堪玩味。他說要士人階層「恢復對在上者的信任……恢復年輕時的天真的熱情,恐怕是很難了。他們對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對現實多多少少是疏離的。受過傷的心總是有璺(編按:裂痕之意)的。人的心,是脆的。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
汪老是個君子,平生沒整過人。他無奈,只得「隨遇而安」。
差不多同一時候,我認識了另一位淳厚君子。他曾因為說了一句「香港真自由」而挨批,他是吳祖光。吳老和汪老屬同時代讀書人。文革期間,吳老吃的苦頭較多。八十年代中,吳老也曾送我一條字,寫的是他在文革中的心境:
日長如線閑猶倦 事大於天睡便休
學得裝聾裝啞法 也無歡喜也無愁
吳老是中國劇作家協會前輩。戲劇,寫盡了人生百態,七情六慾──他早摸透。生命就是苦樂的歷程,如果也無歡喜也無愁,那是沒有苦樂的寫照,也就是沒有生命。如果事事裝聾裝啞,甚麼事你都不要理,或不能理,是另外一種無奈,也是另一種養生法,消極的,疏離的。
楊絳的遭遇,有點像兩老的混合型。也許背景不同,她文革給下放到五七幹校時,還可以工作,態度也稍積極。錢鍾書的《管錐編》,就是那時期寫就的。聽說因着喬冠華的關係,錢楊兩位沒吃甚麼苦。事後回想時,我們的國寶承認,他沒有為不合理的事說過一句話。在《幹校六記》中,楊絳提到那些批鬥同僚、踐踏、凌辱他人的,是「披着狼皮的羊」。他們是羊;鬥你,是「不得已」。他們當然「不好受」。楊絳筆下,也「還有點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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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都是士人階層的表表者。都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文字,是痛定思痛的反省,都沒有「為民請命」。
我們不能要求人人都當烈士。不過,在中國社會,假如讀書人面對瘋狂的運動、荒謬的社會都「隨遇而安」,甚至同情粗暴踐踏人性尊嚴的人;那麼羅馬尼亞問題的答案,也不太難想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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