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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25日

為何一二.四要上街?

十二月四日上街去,是不必猶豫的行動。圖為泛民主派呼籲市民上街遊行。

盧子健 公共事務顧問

十二月四日,上街去。
這是有民主訴求的香港市民不用猶豫的選擇。

七十多歲的長者問:能見到香港普選的一天嗎?我們中年一代也問:能見到香港普選的一天嗎?還在大學和中學讀書的年輕人也要問:能見到香港普選的一天嗎?
幾代人一齊問這個問題,是多麼的悲哀?以民主為理想的朋友們怎可能不動容,怎可能沒有感情的衝動?我們在七十年代反殖運動、愛國運動、學生運動、壓力團體運動等充滿激情的環境中,度過青春日子的一代,心裏很明白,香港的民主與中國的民主息息相關。我們從來不奢望,在中國大陸仍是高度專制的政制時,香港民主之花能燦爛盛放。

向自己的良心負責

縱使如此,難道我們不能表達民主訴求嗎?百多年前,十九世紀末,國民黨前身的反清義士希望建立一個民主共和的中國。接近一百年前,五四運動,中國的有識之士提出迎接德先生(民主)的主張。中國共產黨推翻國民黨,也對人民承諾要實行民主。
中國的仁人志士在過去百多年來不斷發出民主的呼聲。他們壯志未酬。而我們身處香港,可幸仍能有表達政見的權利。不運用這個權利去表達對民主的訴求,實在有愧先烈、有愧中國人民。
所以,十二月四日上街不需要甚麼複雜的理由。最有力的理由就是我們要向自己的良心負責,要向中國和香港的歷史負責,要向中國和香港的人民負責。抱着這個單純的動機上街表達民主的訴求,我們就能夠撇開一些雜念。

要認清理想與現實

第一,遊行不是甚麼談判籌碼。我們上街,與甚麼人的號召沒有關係。最近有記者問我:甚麼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普選的適當時候,我的回應是:上一屆。從民主理想的角度看,甚麼二○○七、二○一二等數字的意義都不大。
第二,與此同時,我們也不會對民主進程有不切實際的期望。如前所述,香港的政治發展是中國政治發展的一部份,中國整體政治發展的走向和速度,始終還是由中國人民決定。
香港人民是中國人民一部份,可以對中國的未來發揮一定作用,但不可能是主導作用。
第三,上述兩點是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這正是所有民主派人士的痛苦。我們知道是生活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國的民主路是漫漫長路,那麼眼前這一步怎麼走呢?

不必背上民主包袱

十二月四日的遊行不會解決這策略問題。我們不要背上這個包袱,不要說有多少人遊行香港便會有普選,也不必說是否妥協留待遊行之後再說。
我們上街,確認民主理想未死,不奢望因為人多勢眾普選就會降臨香港,也不表示上了街後任何漸進式的民主改革都不能接受。
十二月四日之後怎麼辦,是一個嚴肅問題,也是一個嚴峻問題。現在民主運動的困難是,共同理想容易確認,尋求共同策略非常艱難。我的觀察是,市民願意考慮漸進民主改革的方案。除了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方法外,也有不少擴大市民政治參與的辦法。如果民主運動的領導者不能就這些問題提出一些扎實的建議,就是只照顧了理想的一面,未能解決現實問題。市民會感到失望和挫折。
十二月四日上街去,是不必猶豫的行動。與此同時,這天之後怎麼辦,是不能不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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