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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01月04日

中美經貿衝突難免

高承智(GeorgeJ.Gilboy)

喬治布殊第二任政府,如果能夠制訂明智的對華貿易政策,就可以大大幫助美國工人和工商業。這種政策首先要把中國認識清楚,不可存有誤解。簡單地說:中國不是日本。美國對華雙邊貿易的逆差(二○○三年有一千二百四十億美元),也許是國際經濟關係歷史上最無關痛癢的數字;美國歷屆總統所提及的各種在亞洲各項重要的貿易關係之中,只有美中貿易關係貿易問題,最為混淆視聽的,大概是人民幣的滙價,幾乎完全依照美國政策而發展。雙方雖然會為保障知識產權等問題不斷爭拗,但這項重要貿易關係卻最容易受美國影響——只要美國掌握到箇中竅門。
對華貿易有利於美國消費者、工人和商界,實現了美國政策多年以來的目標。摩根史丹利表示:自從中國在一九七八年開始改革,中國出口的廉價貨品(主要是紡織品、鞋子、玩具和家庭用品)已經讓美國消費者(多數是中等和低收入家庭)節省了大約一千億美元。波音、福特、通用汽車、萬國商業機器、英特爾、摩托羅拉等美國企業,向中國那些低成本國家購買零件,每年亦節省了數億美元,由此加強了本身在全球的競爭力,並且得以在美國開展高檔次的新業務。
日本和南韓曾經排斥美國貨品長達數十年,而中國卻是美國貨的龐大市場,再次符合美國目標。過去十年,美國對華出口量增加了兩倍;單在去年,已經有兩成八的增幅。
二○○三年,美國宇航工業對華出口總值,估計超過二十億美元——金額幾乎相等於出口到德國的同類產品。同樣在○三年,美國企業向中國輸出的先進生產設備,總值五億美元,比輸往法國的還要多。○三年,美國晶片製造商向中國輸出的半導體,總值二十四億美元,相等於輸往日本的數額。

但中國本身亦有大量出口,那不是代表中國即將主導全球的生產工業,成為商業強國嗎?完全不是:中國輸往外國的貨品,多數不是由本國公司生產,這是該國出口的顯著特色。跨國企業利用中國作為全球供應網絡的最後加工地,製造了這些產品。所以,對華貿易出現雙邊逆差,問題不大。
中國在一九七八年開始改革之後,總共吸納了五千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FDI),是日本由一九四五至二千年FDI累積總額的十倍。中國去年的出口額,有五成半是外資企業的貨品。然而在先進工業出口方面,外資企業在中國擁有的優勢更是明顯。
二○○三年,中國出口的工業機械,總值八百三十億美元,其中七成九是外資企業的貨品;中國出口的電腦產品,總值四百一十億美元,外資生產佔九成二;中國出口的電子和電訊產品,總值八百九十億美元,七成四是外資生產。美國的出口貨品,多年前已經遷到其他低成本國家生產,而且現在已經遷往中國,成為全球製造網絡重整過程一部份。
雖然人民幣現時滙價過低,但即使出現適度升值,也不足以令這些製造業重返美國。人民幣升值,反而會令中國的低成本競爭對手得益最大,例如菲律賓、泰國、墨西哥——況且這些國家會繼續出口到美國。
那麼,美國應該怎樣從事對華貿易?美國需要專注於促進出口和投資,不應推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歡迎外國直接投資,國內市場因此不能長期成為本土公司的受保護據點,有別於日本和南韓經濟起飛時期的情形。

同樣地,中國令美國等外資企業的產品和服務得以開拓新市場,特別是飛機、軟件、工業設計、先進機械、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組件等高成本產品。北京的統計顯示:在這些高科技行業,外資公司九十年代初期的營業額,佔中國本土市場的三成,現在更上升至四成五。但美國中小型企業卻難以打入這個市場——美國應當制訂政策促進出口,從而提供協助。
美國需要更為成熟的對華貿易政策。目前在自由國際貿易和金融制度方面,中國不是即將默默成為美國的盟友——就是變成角逐領導地位的競爭對手。北京已經顯得願意遵守世貿組織的規則,現在亦大力促進地區貿易和投資制度,包括和東南亞國家組織商討建立自由貿易區,並且與澳洲——美國在太平洋地區關係最密切的盟友之一,研究自由貿易雙邊協議。中國本身的企業依賴舶來裝備和組件,因此反對保護主義,而且是國內支持開放貿易的強大力量。
在貿易方面,美國和中國會發生衝突;制訂工業技術標準以及知識產權等等,尤其是難題。但中國諸省各自為政,北京沒有能力把知識產權政策雷厲風行,有別於東京和漢城。美國必須理解這項限制,而且要明白到:中國的開放貿易制度有利雙方接觸,華盛頓亦可以從中發揮影響。只有這樣,美國本身利益才會受到足夠保護。

聯邦政府支配大量公帑,又有相當大的領導權力,應當好好加以利用,從而促進和協調美中接觸,把美國州份、城市和工商團體與中國的省份、城鎮和企業直接連繫起來,藉以在中國尋找同樣關心自由貿易和知識產權保障的「盟友」。
此外,美國要促進保護知識產權,就不應一味依賴制裁,而是要考慮推行經濟獎勵,務求雙管齊下。向符合資格的中國省份或城市,頒發「知識產權衞士」證書(類似貿易方面的GoodHousekeeping印章),並且鼓勵美國州份、城市和企業把貿易和投資集中在這些地區,可以成為助力。在法制改革和建立制度方面,中國和美國亦有共同利益。美國應當為民間交流計劃提供經費以及作出協調,例如促使工人和知識產權備受法律保障。美國的商會和行業公會本身,亦會關注中國營商環境的發展趨勢;它們出訪中國,也可以包括在上述的民間交流。 (中國經濟問題 二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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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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