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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4月17日

蘋論:讀《杜亞泉文存》有感 - 何洋

杜亞泉1873年生於浙江紹興,原名煒孫,字秋凡,號亞泉。1911至1920年杜亞泉任《東方雜誌》主編,並使該雜誌成為當時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學術刊物。1933年秋,杜亞泉患上肋膜炎,同年12月辭世。
許紀霖、田建業編的《杜亞泉文存》,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於去年推出。全書依科目分為五部份,共收錄76篇文章。文章成於上世紀初,但細讀之下,我們會發現杜亞泉的觀點並不因歲月流逝而褪色。
前一陣子香港掀起一浪甚麼是愛國者的爭論,深一層次的問題,即國家與個人的關係為何,卻少人提及。在《個人與國家之界說》中,杜亞泉對這問題有很深刻的看法。他認為只「以國家為標題,而不明個人與國家之分際,使之漫無界限,則野心家或利用之以眩惑群眾,自利者復假托焉以求遂私圖,而一般人民,或將陷於迷途,非莫知適從,即聽人驅策,紛紜之極,其反動將以愛國為詬病,抱其消極態度,以自甘廢棄者。」觀乎那所謂愛國論爭,我們能不佩服杜亞泉的觀點嗎?
特區政府自回歸後政出多門,包攬一切,最終令施政頻頻失誤。對於促成大有為政府背後的思維,他的見解亦很獨特。在《減政主義》中,他認為這反映政府「視社會上一切事務,均可包含於政治之內,政府無不可為之,亦無不能為之」。大有為政府帶來的惡果則為自力更生精神的喪失殆盡,「社會之人,或習焉不察,謳歌於政府萬能之下,至事事依賴政府而為之。營一業則請國庫之補助,舉一事則求官廳之保護。」杜亞泉這一番話,證之於早前滙豐大班有關香港已漸漸失去企業家精神的言論,不禁令人替香港前途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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