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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08月19日

李怡專欄:百川之逝 - 李怡

八月九日,中國最後一個「諫官」,以天下為己任的老一輩知識分子陶百川在台北溘然長逝,享年一百零一歲。急遽變化的台灣社會,正忙於獨與非獨的口水戰,對這位為台灣的自由、民主奮鬥了大半生的長者之逝,只有幾聲哀悼,很少人再談他的功業。至於中國大陸,知道陶百川的人就更少了。
筆者不知道陶百川是不是他的本名,只是王陽明在《祭吳東湖司空》中說:「公之志如長川逝河,信其所趣,雖百折不回;公之節如堅松古柏,必歲寒而後見。」「百川」正是指百折不回的長川逝河。用這段話來形容陶百川之一生,應很適當。
台灣的政治民主化,過去數十年有過兩種主張,一種是體制內改革,一種是改革體制。所謂體制內改革,即在國民黨的專權統治下,在國民政府的既有體制內,推動向自由、民主的方向改革。所謂改革體制,是認為既有體制必須徹底改換,換成民主的體制,台灣才有前途.早期的雷震殷、海光、李萬居,後期的康寧祥及以美麗島為主流的「黨外」,主張改革體制,過程中不少人作了犧牲,而最後終以成立民進黨而實現了民主化的政黨政治。
然而,在威權政治時代,改革體制,還須體制內改革予以配合推動。陶百川、余紀忠以及沈君山等人,就是體制內改革的主要推動者。其中,又以擔任監察委員數十年的陶百川,可說是在台灣的民主化中,無役不與。他曾極力主張「緊縮軍法審判」,對警總「自動偵查」的行動提出糾正。他曾詳查孫立人案,做成調查報告,直指事件源起於軍中「留美派」與「黃埔派」的鬥爭,只是這份文件當時因政治因素被扣住沒有公開,直至民主開放後,才得以面世,留下歷史見證。他為當時以言論賈禍的《自由中國》撰文,主張即使「解嚴不可以,戒嚴的範圍也應該縮小一點」。一九五八年,他在監察院就主張開放報禁,儘管台灣的報禁,在三十年後才解除。

筆者過去主編《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期間,對台灣的民主運動一直追蹤報道,回想起來,在台灣民主化的每一個歷程中,陶百川總是在國民黨體制內居間溝通,為黨外人士向國民黨高層進言。美麗島事件發生時,他為受刑人奔走辯護;《中國時報》因美洲版的自由言論而受到國民黨保守派壓制時,他撰文支持余紀忠;民進黨組黨前夕,他更是勸喻國民黨高層予以忍讓,而起了關鍵作用。
最近十來年,台灣民主化了,陶百川反而很少發聲。也許是他年紀大了,也許他自覺已失去了威權政治之下的「諫官」的位置,他也不想附和新的當權者。不過,據他的兒子陶天翼說,父親晚年仍希望中國大陸好好推行民主政治,兩岸才可以和平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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